公费留考,又称官费留考,是‘教育部公费留学’的简称。在中国,从清朝起公费留学是政府作为学习外国文化的一个国家策略,从此不断有规划政府经费支持学生出国求学,以便日后回国,提升国内技术及知识。从过去100年间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事观之,“留学”处在一个很靠前的位置上,一部留学史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变革、时局演化的投影,并由此影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公费留考录取者们可说是肩负着振兴国家的重责大任。在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后继续维持这种制度,持续奖励优秀学生出国留学。以下就公费留考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做个介绍:

历史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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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容闳向清政府倡议派幼童前往泰西肄业之计划,获其好友丁日昌赞同,并且得到曾国藩李鸿章支持,于是清政府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

中国规模化的出国留学始自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幼童官费留美。公费送幼童赴美留学,是由容闳李鸿章曾国藩所倡议的。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对此说得很明白:“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 -- 把学生引导到事先预设的一些专业化道路上去。自1872年到1875年间,中国清政府陆续送120位幼童至美国。这些留美幼童可以说是最早的公费留学生,他们在美国的表现很优异,回国后在各领域也都有杰出的贡献。例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此外也有的人提枪上阵,在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为国捐躯。

清华学堂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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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0年慈禧太后借义和团势力,向各国宣战,最后引发由英、美、日、俄、法、德、奥、意的八国联军之役。八国联军最后攻占埋紫禁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亡,史称“庚子拳变”。清政府最后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由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代表,与十一国驻华公使签订《辛丑条约》,八国联军于是退兵《辛丑条约》其中一项要向列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因为战争爆发于一九○○年,即庚子年,故该项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美国当时不计利息也分得三千二百万白银,当年清政府驻美国公使梁诚,认为赔款过多,于是多次与美国交涉,希望可以减收赔款。基于长远的国家利益,旨欲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美国国会终于在1908年通过,答应退还《辛丑条约》中超收的“庚子赔款”,用以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直至赔款完全退清。金额超过一千一百万美元。清政府于1909年成立游美学务处,于北京西郊清华园兴建游美肄业馆,1910年12月改名为清华学堂,亦即日后的清华大学,作为当时留美预备学校。

自1909年派出首批庚款生到1929年清华留美务备部结束为止,清华先后派出的庚款生共计有1099人。 对于当时这些利用庚款的留学生们来说,用庚子赔款留学,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批背负国耻的留学生,一方面珍惜机会,远赴美国留学,另一方面,他们时时刻刻也不忘记自己留学学费的由来,要学好自己,以救国为己任。

清华学校留学教育在造就了一批自然科学人才的同时,还造就了一大批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带头人,这是中国自开办留学以来迄今100多年间,社会科学方面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收获。清华学校学生所入学校及所习学科由清华校长与各学生接洽选定后,学生不得擅自更改。由于有这些措施的保障,清华留美生大都学有所成,从而造就了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大批学科创始人或奠基者。就物理学科而言,清华留美生学成归国成为著名学者及各物理学机构创始人的有梅贻琦、萨本栋、胡刚复、陈茂康、周铭、桂质廷、温毓庆、裘维裕、叶企孙、杨肇、朱物华、顾静徽、王守竞、周培源、任之恭、周同庆等。

庚款留学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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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清华大学最后一班旧制生毕业赴美后,清华大学改变方针,停派低层次留学生,计划以后选派少数毕业研究生出国深造,并希望借此节余一笔经费,用于发展高等教育,提高国内高等教育程度。然而当时国内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继续深造的愿望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无形中给教育当局增加了压力。在这种形势下,1933年,教育部令清华大学继续考选留学生。清华留美考试(也称庚款留学考试)一改过去那种漫无目的和计划的状况,对每一学生留学计划的各个环节都做了仔细安排。从这项留学计划的整体安排,可以明显看到该计划的主持人对整个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一种精心设计。考选科目的产生是一种集思广益的结果,先由清华大学各学院院长征集各系专家意见提出建议,然后由校务会议对各院的建议进行讨论和归纳,拟出选派计划,最终报评议会审议通过。每次考试还组织一个9人考试委员会,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主席。在全国范围内选聘各科专家担任命题阅卷员,以保证考选的水准和公正性。考前将“国立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规程”发到全国,详示考选人数、学门、应考资格、考试科目、地点、时期及报名手续。这一整套程式,使中美庚款留学考试在有计划地进行学科基础建设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方面取得了十分罕见的成就。

庚款考试侧重于顶尖的学科建设与学术人才的培养,每届考试中一个学门往往只能取一个人。庚款留学考选偏重于应用科学、工程和专门技术,这些科目占总科目的2/3,这也是当时的国家局势使然。在中美庚款留学计划初拟时,萨本栋曾给计划主持者敲了警钟,指出考选的许多科目,如应用光学、仪器及真空管制造、兵工、飞机制造、硫酸及硝酸制造等,都是极专门的技术,应试的人中对其有特别兴趣或已略识门径者寥寥无几,许多专门技术在大学或研究机关是学不到的,而公司或工厂绝不肯以秘密示人。因此,应该考虑如何使留学生按既定目标工作,而不至于因志趣不合或学习不易中途改行。这一点确实很重要,也可以说是保证这项留学计划收到预期效果的关键。为此,这项留学计划采取了制度上的保障措施。 此外,师生情谊和道德力量也是维系这项计划的重要因素。从留学生在留学期间给留学计划的主要主持者和推动者梅贻琦和叶企孙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些学生身上已深深地植入了一种责任感和义务感,使他们奋力推进拟定的计划,完成肩负的使命。这些学生大多能牢记师长们的嘱托,寻找各种机会去专业工厂实习,以求成为“学技兼具”的人才。就物理学门而言,培育出的人才就有黄昆、李国鼎、钱临照、余瑞璜、张文裕、周长宁、翁文波、马仕俊、王大衍、彭桓武、郭永怀、钱伟长、傅承义等人。

综观之,如果当时取消留学一途,仅靠国内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培养出高级人才的,至少无法持续不断地生产高级学术人才,也难以做出国际水准的成果。以前中国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几乎都是留学生,就是对前一个结论的证明;而国内重要物理学机构20多年来工作成果的产出状况,则是对后一结论的肯定。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的公费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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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留学制度自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自民国四十四年再度开始办理,并且秉持着培养‘国家亟需之人才’、‘国内无法培育或难以培育之人才’、‘选送赴特别地区之人才’等三方面的目标来规划公费留考制度。

最近,除了传统的公费留学考试制度之外,台湾政府亦推出ㄧ些并存的新留学政策例如‘菁英计划’‘千里马计划’‘专案扩增留学计划’来鼓励留学。但仍以正统的‘公费留学考试’奖励期间最长、金额最多、最竞争、也最具有代表性。

曾接受公费留学的杰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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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留学所培育出的人才可以说是推动中国乃至于台湾进步现代化的最大力量.这些人才在政府机构以及学术界等扮演领导的角色,多位中国大陆及台湾政府内阁官员首长院士皆为公费留考录取人.ㄧ些范例人物有:

教育部海外人才经验分享及国际连结计划 (Taiwan Global Professional & Scholar Networking, Taiwan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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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教育部自2015年起,展开教育部海外人才经验分享与国际连结计划,用海外优秀学子、学人及专家返台停留期间举办分享会,与国内年轻学子分享海外留学及工作心得与经验,邀请一连串近年公费留考录取者进行专题分享,例如:

  • 陈冠颖 (成功大学工业设计学系毕业)
  • 洪伯勋 (台湾大学社会学硕士,公费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文化分析博士学位)[1]
  • 朱柏宁 (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毕业,公费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深造建筑博士学位)
  • 连振廷 (伦敦政经学院财务金融系与经济系毕业,公费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深造财务金融博士学位)[2]
  • 江孟芝 (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公费赴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深造电脑艺术)
  • 林冠廷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演奏博士,现继续攻读室内乐演奏博士学位)
  • 杜明哲 (中山医学大学牙医学系毕业, 毕业后前往纽约帕森设计学校(Parsons School of Design)攻读设计与科技艺术创作硕士)[3]
  • 郑名扬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体育学硕士班毕业后, 公费留学于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 (Bielefeld University) 攻读心理与运动科学系博士学位)[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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