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馆是乾隆元年(1736年)设置的纂修机构,参修人数达百余人,至乾隆十九年,编成《三礼义疏》。

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为“《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1]随着清廷异族统治秩序的渐趋稳固,加强礼制建设成为迫切之举,至七月九日,始任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甘汝来等为三礼馆总裁,[2]一时重臣、名儒,如诸锦惠士奇杭世骏蔡德晋吴廷华姜兆锡等,均赞纂修之职参,李绂即由博学鸿词科跻身三礼馆副总裁,发凡起例和搜集《三礼》文献,[3]另一位副总裁方苞曾就《三礼书目》征询李绂意见,李绂则建议辑抄《永乐大典》。

三礼馆最早的工作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有关于《三礼》者,[4]此举亦开四库全书馆辑录《永乐大典》之先河。后汪由敦尹继善陈大受彭维新李清植任启运等又补副总裁。杭世骏于乾隆元年(1736年)中博学鸿词科之后,入三礼馆纂修《礼记义疏》,用功颇多,[5]《学记》、《乐记》、《丧大纪》、《玉藻》等篇,即出其手,至乾隆八年(1743年)杭因考选御史上书直言触怒高宗被斥罢。全祖望与杭世骏同年考取博学鸿词科,次年却力辞方苞邀请他入三礼馆而回乡,但他又推荐另一位礼学大家吴廷华入馆。[6]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礼义疏》最后成书。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礼义疏》定本刊刻,包括《周官义疏》48卷、《仪礼义疏》48卷、《礼记义疏》92卷,前后历时19年,堪称一时盛举。《三礼义疏》刊成后,高宗赐国子监,并颁发各直省学政,令士子研习。

清初朝廷为笼络中原士子,大开文治之门,除三礼馆之外,还创办所谓的实录馆明史馆会典馆三通馆一统志馆等。这些馆都以大学士任监修总裁官,学士分别兼副总裁和总纂、纂修等职。誊录官则由各馆内从生员中自行挑选,或由官员举荐。开馆期间,馆内费用全部公出,并有饭食银两则出自总裁、副总裁公费。清高宗大规模纂修《三礼义疏》,开启清朝礼学振兴之风,不少修缮人员在离开三礼馆后,仍继续钻研三礼,例如杭世骏在馆期间于《礼记义疏》的修纂用功颇多,在离开“三礼馆”后更倾心于《礼记》一经的搜讨和编纂,晚年撰成《续礼记集说》一百卷。又如王士让撰有《仪礼𬘓解》、官献瑶撰有《读周官》、诸锦撰有《夏小正诂》等都是离馆后的私人续作。

惠栋之父惠士奇于乾隆元年(1736年)赴京纂修《三礼义疏》。然其学问不被方苞看重,在三礼馆未尽所学,贡献无多,四年后乃告归。三礼馆学风深刻表现在惠士奇与方苞学术风貌不同。方苞与三礼馆同仁多不协,于学术讨论,往往流于意气之争。[7]乾隆五年(1740年),汉学健将江永应同郡程恂之邀游京师,方苞颇自负,不服江永的学问,曾当面遭到江氏的嘲笑。[8]从三礼馆到四库馆的学风转变,可以淸楚看到从清初到中叶过程中,乾嘉汉学的兴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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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乾隆元年六月己卯条:“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高宗颁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命开馆纂修《三礼义疏》。其言曰: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定议具奏。”
  2. ^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乾隆元年七月辛丑条。
  3. ^ 李绂《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中称:“《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
  4. ^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
  5. ^ 李富孙《鹤征后录》卷一:“先生读书五行倶下,博综广览,于学无所不贯。所藏书拥拓积几,不下千万卷,沈酣其中,几忘晷夕。故发为文章,宏肆奥博,一时莫与抗者。”
  6. ^ 《奉方望溪先生辞荐书》:“况某刻期南下,省觐切于晨昏之恋,若一人荐章,则行程中阻矣。……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为执事告。前福建兴化通判吴君廷华,其留心《三礼》盖二十余年。”
  7. ^ 张涛,《乾隆三礼馆史论》,页 69-72。
  8. ^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 “是时三礼馆总裁方侍郎苞自负其学,见永,即以所疑《士冠礼》、《士昏礼》数事为问,从容答之。苞负气不服,永哂之而已。”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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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朝亮:〈试论李绂于三礼馆之贡献〉,《孔子研究》,第2期,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