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學報》是晚清維新運動期間,湖南地方維新黨人士創辦的雜誌。1897年4月22日(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繼上海《時務報》、澳門《知新報》之後不久,湖南維新黨人創辦了《湘學新報》旬刊。唐才常陳為鎰任主編。主要撰稿任有唐才常、陳為鎰、易鼐胡兆鸞等人。《湘學新報》以倡導新學、開啟民智、培養人才、鼓吹變法為宗旨。專講實學、認為學術為政治之本,學術明則人才出,故以系統地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為主,同時也宣傳湖南新政,傳播維新派的主張。該報大致設「掌故學」、「史學」、「時務」、「輿地學」、「算學」等欄目。出到半年後的第20期,改名為《湘學報》,直至1898年8月被封禁,前後發行約45期。

湘學報(湘學新報)
類型旬刊
創辦者江標黃遵憲
出版商華聯出版社
主編唐才常陳為鎰
作者群唐才常陳為鎰易鼐胡兆鸞
創刊日1897年4月22日
停刊日1898年8月8日
語言中文(繁體)
售價每冊100文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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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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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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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論報刊的勃興與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緊密相連,辦報是維新派編發主張的一個重要內容。變法期間,光緒皇帝發佈了「准許自由開設報館、學會」的詔書,由此,在維新派人士的帶領下,辦報活動在全國興起。知識分子與報業的結合,不僅對當時的政治社會產生了重大作用,而且對中國報紙的發展方向也起到了深遠的影響,從此中國近代報業蓬勃發展起來。資產階級政治改良派的維新運動,在19世紀就是年代發展到了高潮,政論報刊的勃興則是從1895年起,最初限於京、滬、津等大城市,隨着維新運動的深入展開,政論報刊遍如雨後春筍,布全國及海外華僑聚集的地方。據《中國新聞事業通史》載,從1895年到1898年,全國出版的中文報刊有112種,其中80%左右是中國人自辦的。其中也包括《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湘報》《國聞報》等的鼓吹變法的政治性報刊。 [1]

時務報》與梁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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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務報》時維新派的重要言論機關報。1896年8月9日創刊於上海,黃遵憲汪康年梁啓超等合作創辦,汪康年任總經理,梁啓超任主筆。《時務報》全面地提出了變法維新地要求和主張。《時務報》出版不久,就因其文體新穎。議論獨到,見解精闢,很快風靡海內,最高發行量達1.7萬份,為當時發行量最高的報刊。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時務報》的主筆梁啓超使報刊政論文體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自梁啓超始,通俗自由、自成一格的政論文隨着《時務報》暢銷全國,新學士子們愛其語言之妙,均效仿之,遂使一種新的報章文體應時而生,因這種文體是梁啓超主辦《時務報》時所開創,故又被稱作「時務文體」。《時務報》的發行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的發展,載《時務報》的宣傳影響下,改良派政治團體在全國紛紛建立,維新運動在各省市先後開展起來,各地的維新報紙頁紛紛創刊,《湘學報》也是其中一個。[2]

湖南維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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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時期,在北京、上海的影響下,湖南長沙也成為維新志士又一集結中心。在這裏活動的有譚嗣同唐才常梁啓超熊希齡等著名維新人士。他們在長沙開辦時務學堂,培養維新骨幹;創辦報紙,鼓吹變法維新;組織「南學會」,講求「新學」、「實學」;推行新政,創辦輪船公司、電燈公司和新式工廠。一時間,湖南逐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這也為維新派報刊的出版創造了有利條件。《湘學新報》就是湖南維新派的第一份報刊。[3]

創刊到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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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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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務報》的影響下,各地維新、愛國人士紛紛辦報,形成了歷史上中國人辦報的第一次高潮。在這一時刻,1897年4約22日湖南的維新黨人創辦了《湘學新報》旬刊。江標和徐仁鑄、黃遵憲先後擔任該刊督辦,蔡仲浚任總經理,唐才常任總轉述。[3]

辦報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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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學新報》是旬刊,每10日出版一期,每月出3期。每期約40頁,木刻印刷。第21期改名為《湘學報》。《湘學報》以倡新學、開民智、育人才、圖富強為宗旨,設置了固定的六大欄目:「曰史學(綜貫古今中外諸史,以明興衰治亂之由)。曰掌故之學(切述朝野典故,及夫中西制度之何以通行,各國人心風俗之有無同異,俾學者知所鑑別)。曰輿地之學(分地誌、地文、地質三種。賓家言附焉)。曰算學(簡明淺近,取便初學)。曰商學(專明各國盈虛衰旺之理,及夫內地宜否講求製造,及生利分利之別,以拓利源)。曰交涉之學(述陳一切律例、公法、條約、章程、與夫使臣應付之道若何。間附譯學以明交涉之要)。」其中「掌故」專欄後改名為「時務」。[4]《湘學報》在唐才常的主持下,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和西方自然科學知識,抨擊封建君主專制,鼓吹民權思想,促進了湖南新政的實行,也為全國各省的變法維新開創了新局面。該報刊髮型很廣,每冊售價100文。在上海、漢口、宜昌等地設有分銷處。《湘學報》共出45期後在1898年8月8日停刊。[5]

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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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學報》的主筆唐才常(1867年-1900年),字紱丞,號佛塵,湖南瀏陽人。與譚嗣同並稱「瀏陽二傑」。他不僅是傑出的報刊活動家與政論家,還是維新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甲午戰爭後,他與譚嗣同等人積極宣傳編發維新。其文抨擊舊學,宣傳西學及西方議會制度,宣傳民權思想。他的宣傳對湖南的學者由很大的影響。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與愛國志士聯絡,次年回國,準備起事。1900年在湖北漢口英租界組成自立軍機關,密謨起兵勤王,事敗,被張之洞殺害。[6]唐才常是《湘學報》中出力最多的刊物人員,他要主筆政,還要負責三個重要欄目(「史學」、「時務」、「交涉」)的編輯及撰稿工作,「其品學才氣,一時無量[7]」。在撰稿過程中,他以「洴澼子」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介紹西方政治經濟、議會制度以及國際關係的文章,宣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億兆京垓人之天下」的資產階級「民權思想」,如《論最古各國政學興衰之理》、《君主表》、《君民共主表》、《論各國變通政教之有無公里》、《各國種類考》、《各國交涉源流考》、《外交論》等,提出要求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指出中國必須自上而下實行改良,發展民族工業,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才有可能成為獨立富強的國家。[8]

主要內容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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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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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後,維新變法思潮廣泛興起,許多維新派有識之士開始全面地學習西方地先進知識,他們主張學習西方不要僅僅停留在器物層面,而應該更為全面地學習西方地先進制度,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便開始不斷豐富起來。其實,近代湖南並不缺少傳播西學的積極分子,如魏源撰寫了《海國圖志》一書,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等。然而,由於湖南自古深閉固距,排外守舊,直到甲午戰爭之前,西學在湖南也沒有得到有力的傳播。 隨着湖南新政的開展,特別是《湘學報》和《湘報》兩分報刊的問世,湖南人民才得以較為廣泛的接觸西學。而《湘學報》在傳播西學方面可謂是不遺餘力,連載了顏永京的譯作《肄業要覽》、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梁啓超的《幼學通義》等著作,通過《算學》、《輿地學》、《商學》、《交涉學》四個欄目,報刊傳播了大量關於西方地自然科學、教育、經濟、外交等方面內容。[9]

變法的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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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報是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湘學報》誕生於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期間,儘管在創刊初期聲明「不談朝政,不議官常」,然而隨着全國維新運動開展日益深入,《湘學報》與維新運動相呼應,逐漸成了宣傳變法維新的輿論陳地。《湘學報》的第一句話是報刊創辦者江標在《湘學新報序言》中的「嗚呼,變法其宜哉![4]」由此可見,報刊充分肯定了當時中國變法維新的新形勢,儘管定位學報,卻最關心時勢,報刊對變法的宣傳和其提出的具體變法主張是它最有實際意義的部分之一,也是它能在近代湖南產生莫大影響的關鍵所在。《湘學報》鼓吹的變法思想具體如下:

  1. 宣揚民主民權 推行君主立憲。
  2. 肯定湖南新政 切實講求時務。
  3. 倡信通商興利 大力發展商業。
  4. 力主變革科舉 發展近代教育。

[10]

歷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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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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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報》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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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報》是繼《湘學報》創刊後,維新派在湖南創辦的另一份有影響力報刊,就是南學會的機關報,由於《湘學報》屬於學術性刊物,文字艱深,不適合大眾閱讀,且刊期較長,不能滿足日益高漲的湖南省內維新運動的需要,於是南學會(1989年2月21日在長沙成立,其作用相當於湖南維新運動的領導機關)在1898年3月7日創辦《湘報》。其比《湘學報》的創辦晚了近一年時間,儘管從報刊的形式以及文章質量上看,《湘報》相對於《湘學報》都有質的超越,但不可否認的是,《湘報》在某些層面上還是受到了《湘學報》的影響,《湘學報》揭開了湖南近代報業發展的序幕,《湘報》卻成了湖南近代報業史上最燦爛的明星,兩報共同致力於變法維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湘學報》史《湘報》的先聲。[1]

變法的有力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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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學報》在湖南乃至全國維新變法運動中的重要地位。正如譚嗣同在給唐才常的信中所言:「《湘學報》愈出愈奇,秒諦環生,辯才無疑,幾欲囊古今中外群學而一之,同人交推為中國第一等報,信不誣也[11]」。能夠被無比激進的譚嗣同看做是當時中國第一等報,可見《湘學報》的確貼近維新派的許多變法主張,與變法維新是密切聯繫的。譚嗣同在給徐仁鑄的信中又言:「蓋方今急務在興民矣,而立論處處注謝民權,尤覺難能可貴[12]」.譚嗣同對《湘學報》倡興民權的主張表示贊同,覺得十分可貴,維新派發動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變革中國的封建政治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湘學報》曾大力鼓吹民權說,這與維新派的政治主張是一致的,令《湘學報》成為維新變法有力推動者的原因就在於其所刊登的變革政治的文章。[9]

報紙問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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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學報》在文體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現在報刊所載文章的表現形式上。除了比較常見的「論」、「說」、「述」等表現形式外,《湘學報》在文體方面的一個創新就是文章結構採用了「問······曰」的表現形式,如「問······洴澼子曰」等,這種形式類似於「問答」的形式,又與簡單的「問答」形式略有不同,其結構為先提出問題,再對問題作出解答,最後由撰述人員對問題作出評論。採用這種結構,使文章表述觀點明了,有利於讀者迅速抓住重點,並找到想要的信息和知識,後來這種「問答」的形式成為《湘報》「南學會問答」一欄的主要表現形式。[13]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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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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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方曉紅 《中國新聞史》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 ISBN 978-7-303-15901-7 第48頁
  2. ^ 許正林 《中國新聞史》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8年 ISBN 978-7-313-05267-4 第86頁至第88頁
  3. ^ 3.0 3.1 劉家林 《中國新聞史》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2 ISBN 978-7-307-09223-5 第159頁至第161頁
  4. ^ 4.0 4.1 (清)江標等編 《湘學報-第一冊》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64802929
  5. ^ 白潤生 《中國新聞通史綱要》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4年 ISBN 7-81056-870-1 第64頁
  6. ^ 方曉紅 《中國新聞史》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 ISBN 978-7-303-15901-7 第53頁
  7. ^ 蔡尚思 《譚嗣同全集(上冊)》 中華書局 1981年 ISBN 9787101018295 第279頁
  8. ^ 戶剛 《唐才常與《湘學報》、《湘報》》 船山學刊 2003年02期 G219.29
  9. ^ 9.0 9.1 翟寧 《湘學報研究》 湖南師範大學 2012
  10. ^ 劉家林 《中國新聞史》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2 ISBN 978-7-307-09223-5
  11. ^ 蔡尚思 《譚嗣同全集(上冊)》 中華書局 1981年 ISBN 9787101018295 第262頁
  12. ^ 蔡尚思 《譚嗣同全集(上冊)》 中華書局 1981年 ISBN 9787101018295 第270頁
  13. ^ 丁淦林 《中國新聞事業簡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 ISBN 9787040107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