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華寺 (北京報房胡同)

法華寺,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報房胡同,是一座漢傳佛教寺院。[1]

法華寺碑
北京市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地址多福巷44號
分類石窟寺及石刻
時代
編號2-?
認定時間1986年1月21日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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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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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寺的前身是明朝太監劉通的住宅。明代宗景泰年間,劉通舍宅為寺。明熹宗天啟年間,太監姚某重修,該寺已具規模。明末清初世道混亂,該寺接近廢棄。清朝乾隆年間,真如禪師「見寺近頹敝,苦心修葺」。真如禪師圓寂後,德悟和尚重修該寺,使「山門佛殿廊廡僧寮之屬,無不煥然增麗」。德悟和尚圓寂後,其弟子如元增修該寺建築,完成了藏經閣等,「自重建樓閣外,若黝堊丹漆以及鐫匾懸額,無不金碧交輝,莊嚴寶重」。[1]

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明憲宗敕賜法華寺碑。明朝天啟年間重修以後,皇帝又詔賜藏經璽書。清朝德悟和尚在世之時,「長安貴介多與游」,圓寂時「哭靈祭尊者縉紳商賈,素車白馬,填塞衢巷」。昭槤《嘯亭雜錄·卷八》記載,「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東某寺,勢甚薰赫。所結交皆王公貴客,於寺中設賭局,誘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諸女伎日夜淫縱,其富逾王侯,人莫敢攖。果毅公阿里袞惡其壞法,乃令番役陰夜逾垣擒之,盡獲其不法諸狀。阿恐獄緩,為之緩頰者眾,乃遍集諸寺僧寮,立斃杖下。逾時要津之託始至,已無及矣,人爭快之。至於市井間繪圖鬻之,久之未已也。」據震鈞《天咫偶聞·卷三》記載,該「城東某寺」即這座法華寺。[1]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咸豐八年四月(1858年6月),清廷派惠親王綿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辦理京城內一切防堵事宜。咸豐十年五月(1860年7月),清廷在京佈防,派四員滿洲大臣主其事。咸豐十年八月十八日(1860年10月2日),洋兵屯集北京內城朝陽門外,原負責京師巡防事物的文祥協助恭親王奕訢辦理撫局,瑞常寶鋆接辦巡防事宜,正式在法華寺設「京師巡防處」(又稱「巡防公局」)。八月二十九日(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聯軍攻佔北京李慈銘在日記中寫道:「聞夷人明日自安定門入至東華門法華寺定和議,內城居人,四出奔避。」又據震鈞《天咫偶聞·卷三》記載,「和議既定,諸大臣於此延見洋人,是為京師交涉之始。」[1]

清流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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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十一年(1861年),法華寺迎來新任住持,法號德澐,字靜瀾。他「能作大字,頗通文墨,喜交文士」,文人稱他為「靜瀾上人」。靜瀾是熱河(今承德)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咸豐帝逃往熱河,靜瀾與隨駕到熱河的肅順往來密切。咸豐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豐帝在熱河病死,此後慈禧與奕訢發動祺祥政變,誅殺肅順。靜瀾乃離開熱河,到北京法華寺當住持。許多文士受到靜瀾吸引,紛紛來到該寺,或租房寓居,或前來吟詩作文。[1]

同治初年,該寺海棠院內寓居有孫樗(字丹五,昌平人),他在該寺寫成了《餘墨偶談》。同治年間,常來該寺的還有北京西山靈光寺住持春明法華長老,他「詩不常作,工草書,得顛、素神髓,都人士以得片楮為屏障輝」。他和靜瀾往來密切,和孫樗有文字交。孫樗離京赴廣西桂林時,春明曾托人贈詩一首:「含毫我不送君詩,恐妨世上詩人嗤。含毫我欲送君詩,又恐海底蛟龍知。戲書一幅送將去,雲上萬里長相知。」[1]

靜瀾和崇啟(號星槎)關係也很密切。崇啟是大學士柏葰的孫子,光緒己丑舉人,官至刑部郎中甲午戰爭前,續廉(字筱泉,號恥菴)在該寺海棠院邀集八旗名士講學,日課為古文詞及讀書,參與者主要有震鈞、恩豐工部員外郎)、光熙山西知縣)、崇啟、靜瀾,當時「頗有清流之目,諸公自居東林人黨也」。光緒十五年(1889年)及十六年(1890年)、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他們兩次集社,特別是光緒二十一年那次最盛。部分漢族京官也參加,如吏部主事洪嘉與、工部主事夏震武等人。震鈞還把該寺海棠院的居室題名作「丁嚶館」。甲午戰爭清朝失敗後,續廉、靜瀾仍住在法華寺,但這批人士已悄然散去。[1]

戊戌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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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袁世凱(字慰廷)抵達北京,寓居法華寺。徐世昌(字菊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當天自己除了拜會張之洞的親信楊銳錢恂以外,「又看數友。慰廷到京,住法華寺。往看,至晚遂宿城內。」[2]當時,戊戌變法的要人康有為、譚嗣同都居住在「城外」(即北京內城以外,當時他們居住在宣南地區),康有為住南海會館,譚嗣同住瀏陽會館。此外,康有為、梁啓超在「城內」(即北京內城以內)另有一臨時寓所金頂廟,位於東華門外燒酒胡同。法華寺位於東安門外報房胡同,距離金頂廟僅10分鐘路程。[3]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徐世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到城內,住法華寺。」[4]本日清早,袁世凱在頤和園光緒帝謝恩,午後回到法華寺。畢永年記載,當晚七點,康有為稱:「袁處有幕友徐世昌者,與吾極交好,吾將令譚、梁、徐三人往袁處明言之,成敗在此一舉。」[5]袁世凱、徐世昌均住法華寺,正可密商對策。

光緒二十四八月初三日,徐世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出城,料理回津。晚又進城。聞有英船進口。」[6]茅海建認為,「出城」很有可能是去城南的南海會館與康有為等人會晤,「晚又進城」很有可能是陪譚嗣同到法華寺見袁世凱。[7]《康南海自編年譜》稱「袁幕府徐菊人亦來」,正和徐世昌日記中的「出城」不謀而合。梁啓超《戊戌政變記》稱,八月初三日晚譚嗣同赴法華寺訪袁世凱,「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8]這個「袁幕府某」應當就是徐世昌。畢永年記載:「是夜,康、譚、梁一夜未歸,蓋往袁處明商之矣。」[5]康、梁當時都在北京內城,當晚可能有一人留在金頂廟,另有一人跟隨譚嗣同、徐世昌一起去法華寺訪袁世凱。[9][10][11]

八月初四日,徐世昌「束裝而行,上火車,申刻到津。」[4]「出城到梧生宅,束裝即行,上火車,申刻到津。」[2]八月初五日「慰廷出京到津。」[4]

後世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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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時期,法華寺每況愈下。抗日戰爭爆發前,法華寺由洪濤住持時,西院已變成平民小學(報房胡同小學),海棠院北面的土坡被剷平修成操場。在今多福巷的圍牆上開門,作為該小學正門。東院駐紮無線電軍隊,不少房屋淪為軍隊馬廄。抗日戰爭時期,洪濤的弟子察密修擔任住持,東院的軍隊撤離後,出租予平民。該寺還開始辦理喪事,以增加收入。藏經閣東側的廊廡是當時停靈之所,後面一塊小空地是墳地。[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洪濤的侄女負責該寺的廟產,把平民小學更名為新光小學。新光小學撤去後,原先用作教室的房屋改為居民住房,操場也建起不少住房。海棠院內的海棠因為枯死而被砍伐。1958年,該寺正殿及兩邊的廡廊也改為居民住房。藏經閣年久失修,也被拆除。1976年受唐山大地震波及,大雄寶殿損壞,拆除後原址重建,毗盧殿也經翻修。1980年代至1990年代,原天王殿及庭院的舊址上興建了高層樓房。如今,在報房胡同僅存該寺山門(報房胡同103號),在多福巷44號院內,原大雄寶殿地基上存有《德悟和尚行實碑記》。[1]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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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寺東至無量庵胡同,西近王府井大街,北至多福巷(原名豆腐巷),南至報房胡同,佔地面積數千平方米。《德悟和尚行實碑記》上稱該寺為「東城諸剎冠」。該寺坐北朝南,中路自南至北依次是:[1]

  • 山門:坐北朝南,開在報房胡同北側。
  • 天王殿:位於山門正北。
    • 鐘樓、鼓樓:位於天王殿前左右兩側
  • 大雄寶殿:位於天王殿正北。殿外樹立着六通石碑。
  • 毗盧殿:位於大雄寶殿正北。
  • 觀音大悲壇:位於毗盧殿正北。
  • 藏經閣:位於觀音大悲壇正北,是整座寺院最北的主要建築。[1]

除了中路之外,法華寺還有東、西兩路跨院。東跨院內有膳房及不少小院落。西跨院內也有不少小院落,其中包括海棠院。《天咫偶聞·卷三》記載,「寺之西偏有海棠院。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則竹影蕭騷,一庭淨綠。桐風松籟,暢人襟懷,地最幽靜。」[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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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佟洵 主編,佛教與北京寺廟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82-191頁
  2. ^ 2.0 2.1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三聯書店,2005年,第756-761頁
  3. ^ 周育民,康有為寓所「金頂廟」考,載《清史研究集》第4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3-427頁
  4. ^ 4.0 4.1 4.2 徐定茂,戊戌年間的徐世昌,北京文史2003年第2期;《徐世昌日記》中的小站練兵與戊戌政變,北京文史資料總第64輯
  5. ^ 5.0 5.1 畢永年,詭謀直紀,近代史資料總第63號,第3頁
  6. ^ 戴逸,戊戌年袁世凱告密真相及其與維新派的關係,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7. ^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三聯書店,2005年,第757-758頁
  8. ^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香港九龍書業中心,第205頁
  9. ^ 康有為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五冊,第16頁
  10. ^ 王照,關於戊戌政變之新史料,《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第333頁
  11. ^ 陳曉平,戊戌政變:被遮蔽的幕後人物,載《私家歷史》第2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