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考異
《資治通鑑考異》，簡稱《通鑑考異》，是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的「副產品」，共三十卷。此書利用書證、物證、校勘等方式訂正真偽，結論常以「今從之」、「今從某某」、「今不取」、「故去之」等。
高似孫《緯略》載：「光編集《通鑑》，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通鑑考異》用以說明史料取捨的原則和考證過程，遇年月、事跡有不同之處，均詳加考訂[1]，並註明取捨的原因，「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採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者，修入正文，余者注於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2]意在「辨正謬誤，以祛將來之惑」。又如陳壽《三國志》記周瑜之死，未記明確年代，《通鑑》卷六六載，獻帝建安十五年，周瑜卒於巴丘。《通鑑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
《通鑑考異》為了考證薛仁果抑或薛仁杲之名，依據校正新、舊《唐書》等中人名的訛誤，又兼以昭陵六駿的銘文：
| “ | 《唐高祖實錄》先作「仁果」，後作「仁杲」。新、舊《高祖》、《太宗紀》、《薛舉傳》、柳芳《唐歷》、《柳宗元集》皆作「仁杲」。《太宗實錄》、吳兢《太宗勛史》、《革命紀》、焦璐《唐朝年代記》、陳嶽《唐統紀》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其一銘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此最可據，今從之。 | ” |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評《通鑑考異》：
| “ | ……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為此書，辯證謬誤，以祛將來之惑。昔陳壽作《三國志》，裴松之注之，詳引諸書錯互之文，折衷以歸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其後李燾《續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皆沿其義，雖散附各條之下，為例小殊，而考訂得失則一也。 | ” |
張煦侯《通鑑學》一書將司馬光的考異方法歸納為六類：參取眾書而從長者、兩存者、兩棄者（即皆不取）、兩疑而節取其要者、存疑者、兼存或說於《考異》中者。
近代史家陳寅恪認為司馬光的「長編考異法」源自魏晉的佛經「合本子注」，所謂「裴世期之注《三國志》，深受當時內典合本子注之薰習，此蓋吾國學術史之一大事。而後代評史者，局於所見，不知古今學術系統之有別流，著述體裁之有變例，以喜聚異同，坐長煩蕪為言，其實非也。」[3]
參考文獻 編輯
引用 編輯
- ^ 《四庫全書·資治通鑑考異》提要云：「光編集《通鑑》時，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因參考異同，別為此書，以正其謬誤而歸之於一。蓋前代紀事之書，傳聞異詞，稗官固喜造虛言，本史亦不皆實錄。光所采者，自正史外，相傳凡二百二十二家……旁搜博引，抉摘幽隱，擇可信者而從之。有舊史所不詳者，亦必參互考證而明其所以闕疑之故。既著其文於《通鑑》本棄取之意，辯論而折衷之，使讀者曉然於記載之得失是非，而不復有所歧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實無過於是者。」求真考實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貫徹始終的嚴謹作風，而「參考群書，評其異同，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
- ^ 司馬光：《答范夢得》
- ^ 《陳述遼史補註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34頁。
來源 編輯
- 張煦侯：《通鑑學》
- 典志組：〈考異溯源：司馬光《通鑒考異》的方法及其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