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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
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
本名Albert Coady Wedemeyer
出生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逝世美国佛吉尼亚州贝尔沃堡市（英语：Fort Belvoir）
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
效命美国陆军
服役年份1919年-1951年
军衔上将
统率
参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
柏林空运
获得勋章总统自由勋章
陆军杰出服役勋章（3次）
青天白日勋章
其他工作企业家、作家

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英语：Albert Coady Wedemeyer，1897年7月9日—1989年12月17日）是一位美国陆军将领，最高军阶为四星上将，他最著名的是策划美国1941年的战争动员与战略计画——“胜利计画（英语：Victory Program）”、于1944年11月接替约瑟夫·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在华美军总司令以及战后为美国特派的对华考察团团长，其所提出报告分析了国民政府的情势，但由于其建议为国务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否决而被扣留，间接影响哈瑞·S·杜鲁门总统的对华政策与国共内战的结果。

魏德迈于1897年出生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于191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魏德迈最初服役于菲律宾与中国，后获选为前往德国战争学院的交换学生，全美军中仅有两人有此经验。魏德迈身居尉官阶位长达20年，之后才在1940年晋升少校。由于其参谋作业能力，魏德迈调任美国战争部的计画组，于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手下工作，并制定战争动员的“胜利计画”。由于其家系血统有德裔背景和被认为有仇英情节（英语：Anglophobia），魏德迈的仕途颇不顺遂，“胜利计画”后被公布后亦被质疑为通敌者。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魏德迈于1943年8月被派任为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手下的美籍副参谋长。1944年11月，由于“史迪威事件”令中美关系走向破裂，在蒋中正的强烈要求下，美方解除了原中国战区参谋长和在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的职务，而由魏德迈接替其职务，推展国民政府的政治与军事改革，并修正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日本投降后，魏德迈亦与蒋中正商讨接收与受降事宜，后于1946年4月返美。

魏德迈于1947年7月为美国考察团团长身份返华，是时国共内战局势已逐渐对国民政府不利，考察团一行被后者寄予厚望，魏德迈在分析世局后提出报告供杜鲁门参考，但由于其中对于“中国东北应由国际共管”之建议为马歇尔所否决，该报告随之扣留，马歇尔与魏德迈的关系也因此破裂。考察团之行结束后魏德迈立即归建，先后担任过“陆军计画及作战署”署长、陆军副参谋长、第6军团（英语：Sixth United States Army）司令等职务，但由于与马歇尔交恶，其仕途已难以发展，故于1951年以中将（英语：Lieutenant general (United States)）军阶退伍，并出版了回忆录——“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s!）。1953年，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美国国会通过法案，魏德迈晋升为上将。

生平 编辑

早年 编辑

 
1920年代初的魏德迈尉官。

魏德迈出生于1897年出生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是家中的次子。魏德迈的家庭与军事颇有渊源，祖父弗里德里克·G·魏德迈（Frederick G Wedemeyer）出生于1825年2月5日德国汉诺威的弗雷迪尔绍（Fredelsloh），是莱比锡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祖母弗兰西斯卡·鲍尔（Franciska Bauer）出生于1832年2月22日在汉诺威希尔德斯海姆，其有著法国休京诺派贵族家庭的血统，其祖先姓冯·海尔米宁（Von Herminie）早期自法国逃往德国。弗里德里克与弗兰西斯卡于德国结婚后于1851年移民至美国[1]（一说1848年[2]）。弗里德里克于纽约州西点担任军乐队成员，直到南北战争爆发，在邦联陆军（英语：Confederate States Army）中任第5炮兵军乐队指挥[2][1]。母系方面，魏德迈的外祖父科蒂出身于爱尔兰蒂珀雷里郡的凯塞尼尔（Cashniel），后因为“马铃薯大饥荒”而移民至美国，并于南北战争中当过联邦军的士官，也曾参加过美国对墨西哥和印度安人的战争，据魏德迈的推测，他可能是著名拓荒者“水牛比尔”的远房亲戚[2]。魏德迈的父亲阿尔伯特·安东尼·魏德迈（Albert Anthony Wedemeyer）则出生于1859年11月29日的纽约州西点，曾在美国陆军军需部（英语：Quartermaster Corps (United States Army)）工作，后于1902年以上尉军阶退伍，并搬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直到1931年2月26日因心脏病逝世。母亲则为玛格丽特·玛奇·科蒂（Margaret Maggie Coady），由于气质高贵、举止典雅，而在奥马哈被人称作“女伯爵”[3]。

魏德迈的青年时代于奥马哈度过，先是就读两年的奥马哈中央高级中学（英语：Omaha Central High School），之后转进耶稣会赞助的克雷顿预科学校（英语：Creighton Preparatory School）读了两年。尽管曾有志学医[4]，但就读高中时，魏德迈则对军事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常研究关于欧洲帝国、公国、共和国和民主的发展，后来也和当时的青年一样，投入军旅生涯，并于高中时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英语：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还曾担任了学员领队。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乔治·威廉·诺里斯（英语：George W. Norris）后来帮魏德迈写了推荐信，在通过考试后，魏德迈于1917年正式入学西点军校[3]（一说1916年6月[5]）。魏德迈西点军校的表现不算突出，尽管在实用性偏低的拉丁文方面颇有天份，数学却很糟，大幅拉低了平均成绩[6]，在班上284位同学中排名倒数第15名[4]。由于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点军校缩短了教育课程，由四年减为两年，因此原预计1921年毕业的魏德迈于1919年即毕业[3]。战后，魏德迈获悉当时美国战时出现的大量协约国宣传，将德国人描绘为极为残暴的民族和许多的暴行照片为英国方面所造假，这深远影响了日后二战爆发时魏德迈本人对美国参战的疑虑，也同情孤立主义者[7]。由于战争结束，魏德迈被送回学校补回进度一年才毕业，后与他与同学受命考察欧洲。1919年6月，魏德迈转入乔治亚州班宁堡的步兵学校（英语：United States Army Infantry School）受训，1920年6月起则开始任第29步兵团的训练员。1921年2月时，魏德迈曾因为酒醉失态的事件被罚每个月缴50美金，为时6个月，眼见其军事生涯已蒙上污点，魏德迈递交了辞职申请，只是因为罚款还没缴完而未被获准，在这期间也正好有民间企业试图挖角，最后在几位上司的劝说下，魏德迈才收回了申请[8][9]。

接下来约10年时间，魏德迈一直往返于远东地区，首先他于1923年调往菲律宾，服务于驻马尼拉的第31步兵团，在侦察连待了三年，之后返回马里兰的华盛顿堡（英语：Fort Washington, Maryland）任第12步兵连连长，1927年时又担任华盛顿军区司令赫柏特·威廉斯（Herbert Williams）准将的副官。1930年，魏德迈调至中国任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的营参谋，魏德迈曾在当地学习中文，并与多位政界领袖、商人和学者会面，如林语堂、顾维钧、溥仪和军阀等[10][9]。之后又调回菲律宾的科雷希多当查尔斯·E·基尔伯恩（英语：Charles E. Kilbourne）少将的副官，基尔伯恩的职务后来由史丹利·D·安毕克（英语：Stanley D. Embick）上校取代，而魏德迈则留下改成了安毕克的副官，也结识了安毕克之女——伊莉莎白·戴德·安毕克（Elizabeth Dade Embick），并与其结婚（见下节）。1934年至1936年，魏德迈于堪萨斯州李文斯堡（英语：Fort Leavenworth）的指挥与参谋学院进修。第一学年主要修习战技、武器的使用、运输、补给方法和统驭师级部队，第二学年学习统帅较大部队，如军团和军事史，魏德迈也在这段时间里克服了以往学业的障碍。

德国战争学院的进修与“胜利计画” 编辑

更多信息：总体战、胜利计画和美国孤立主义
 
1938年的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准将，该人提拔了魏德迈，后来于二次大战期间担任陆军参谋长，对二战期间与战后的中美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

1936年，根据德国与美国于1935年签署的互惠协定，两国每年可挑选一位学员去彼此的任何一所军校就读，魏德迈获选为陆军到德国柏林的普鲁士战争学院作交换学生的人选，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两位留德军官之一。根据魏德迈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军方纪录中认为他拥有高中程度的德语能力，不过实际上到当地最初几个月的因为德语不够好而格外辛苦[9]。魏德迈日后表示在战争学院这两年所受的军事教育是他一生中最获实益之事[11]，也对魏德迈的职业生涯有极为深远的影响[12]。

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与约瑟夫·史迪威 编辑

主条目：约瑟夫·史迪威和中缅印战区
 
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路易斯·蒙巴顿与副司令约瑟夫·史迪威。

1941年12月初“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2年6月，魏德迈晋升上校，临时奉命向访美之英国首相邱吉尔及高层军政领袖析论美国在欧洲作战策略，并直言英方计画之缺失。以态度从容，临场表现得宜，受马歇尔赞赏，于同年7月晋升准将，参与联合计画委员会（Joint Planning Committee）的事务。1943年8月，英美于印度新德里成立东南亚战区指挥所。英国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任总司令。同年9月，魏德迈晋升少将，奉派出任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魏德迈在回忆录中对被派往亚洲颇有怨词，他希望能担任师长赴欧与德军作战。虽然马歇尔向魏氏表示罗斯福希望其能发挥参谋作业长才，并促进盟军在亚洲的协调，有著更大的贡献[13]，但真正原因历史学者推测可能是魏德迈的德裔背景与“胜利计画”内容外泄事件，及其与反罗斯福的著名孤立主义人士查尔斯·林德伯格交往密切，罗斯福才坚决反对将魏德迈派往任何需要与德军作战的战区。

魏德迈赴任后直属于英籍参谋长亨利·彭诺（英语：Henry Pownall）爵士，负责主持计画作战

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 编辑

参见：约瑟夫·史迪威、租借法案、中缅印战区和中国抗日战争

艰困的展开 编辑

 
于1944年10月飞抵重庆的魏德迈（左）与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中）。

罗斯福便要求蒋中正提供三位比史迪威更优秀的军官的名单，同时也要马歇尔准备好一位他自己认为适任的人选。蒋介石最初提出的人选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托马斯·托伊·汉迪（英语：Thomas T. Handy）和亚历山大·帕奇，稍后又改为帕奇、魏德迈、瓦尔特·克鲁格（英语：Walter Krueger）三人[14]，而蒋中正之所以把魏德迈排在第二位克鲁格之前，是因为前者比较年轻[15][16]。由于帕奇正进攻法国贝尔福的阵地，克鲁格也在艰苦作战中，故罗斯福正式决定由魏德迈取代史迪威的职务，并于10月18日正式召回后者[17][14]。1944年10月27日，魏德迈于锡兰驻地康堤接获此任命，他形容这项任命有如“一颗炸弹”，并获悉蒙巴顿几个月前才推荐他晋升为东南亚战区副总司令，如今却要匆匆离去，继续从事的又是对日作战，而不是期盼很久的对德作战，且因为史迪威向来都把幕僚设置于新德里，他必须抵达到重庆才能重新编制人员幕僚、了解状况[18]。另外，魏德迈向来就多次听闻过中国战区向来是“美国军官的坟场”[19][9]，在他的认知中，美国外交和军方人员在当地难以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魏德迈此行与史迪威来华之初、中美双方刚缔结联盟关系、双方感情还算融洽的情况不同，同样来自美国军方的史迪威才刚与蒋中正决裂，魏德迈虽非后者无法接受的人物，但也已不被其期待、也未有如受马歇尔、亨利·刘易斯·史汀生推崇史迪威那般的待遇[20]，某种程度上来说，魏德迈是在中美关系最低点时来华赴任。

为了避免魏德迈来华重蹈史迪威的覆辙，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于10月24日给魏德迈的指令中，明确规定其主要任务如下：[21]

  1. 向蒋委员长提供建议并协助其进行对日作战。
  2. 指挥在华美军，主要任务为进行空中作战，但美国空运部队、第20航空队和海军小组不在魏德迈指挥权限以内。
  3. 作战训练与后勤方面继续协助中国陆、空军。
  4. 租借物资分配优先次序由参谋首长联席会决定，魏德迈控制运交中国的租借物资分配。
  5. 除非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外，不得使用美国的资源镇压（中国）内部的斗争。

上述指令中不再试图由美方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对中国军队的任务仅限于向委员长进言和给予支援，美援方面也不再是其可充作筹码之工具，魏德迈仅为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分配的美援之执行者[22]。总体来说，美方这次易人之馀，也对继任者做了较为明确的权力限制[23]，不再受到同时存在又互相冲突的任务所约束。罗斯福也将“中缅印战区”一分为二成“中国战区”和“缅印战区”（由丹尼尔·索尔登（英语：Daniel Isom Sultan）指挥）[24]。

1944年10月30日，魏德迈飞抵中国，当即面临诸多重大问题。首先，史迪威离去后并未留下任何东西给魏德迈交接，没有备忘录、作战计画，甚至是一纸问候[25]。在私人关系上，蒋中正与魏德迈两人见面之初也对彼此颇有成见。蒋中正对魏德迈在欢迎会上表现的冷漠倨傲深感不满，视其为又一个典型反映美国军方仇华的例子，也是美国无诚意援助中国的明确信号[26]。魏德迈则对中国当前局势感到十分惊愕[注 1]，


战争结束 编辑

 
1945年9月4日，蒋中正于军事委员会礼堂举行抗战胜利茶会，与魏德迈举杯互贺。

考察团 编辑

退休 编辑

1951年，年仅54岁、未达法定退役年龄的魏德迈申请从军中退役。

我始终坚信真正的和平、繁荣与快乐只有在一个基本人权受到尊重，个人在充分自由的环境中得以自行发展并表达其天赋才智与期望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许多年来，尤其是我在战时及战后在远东服务的那段期间，我一直鼓励中国人依据这些原则追寻他们的命运。⋯⋯现有的证据充分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恰好是奠基于对这些价值的否定上。

到中国大陆访问，即使是拜访老友，将必然会被解释成赞同或至少是默认─中国的现况。因此很遗憾地，我要让你知道，如果此时接获邀请，我们将不得不予婉拒。我们热切期盼中国大陆已有改变的确实证据，使我们在有生之年，得以心安理得地再次重返那具有可敬人民与美好土地的伟大国度。

评价 编辑

曾任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军事史学家的约翰·基根（英语：John Keegan）爵士称魏德迈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智慧、最有远见的一位军事思想家”[28]。与当时美国军方对蒋中正“腐败、效率低下、顽固、狡猾”的主流评价不同，魏德迈是少数知道该人在抗日战争中弱点与难处的美国军官，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也持同情的态度。

个人生活 编辑

魏德迈的妻子是他在菲律宾主官史丹利·D·安毕克之女——伊莉莎白·戴德·安毕克（Elizabeth Dade Embick），两人在1923年魏德迈一次乘坐旧金山开往菲律宾的船上认识，这时安毕克也正奉命到菲律宾科雷希多岛上赴任师长之职。魏德迈与伊莉莎白两人后于1925年3月结婚，后来育有两子——阿尔伯特（Albert Dunbar Wedemeyer）和罗伯特（Robert Dade Wedemeyer），后还有6个孙子、9个曾孙。魏德迈与伊莉莎白的这段婚姻曾被《马歇尔传》（Marshall: Hero For Our Times）的作者莫士莱（Leonard Mosley）[注 2]嘲讽为“政治婚姻”，他在书中有下述描写：[29]

魏德迈是个高大英俊、但成绩平平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人缘很好，懂得运用关系，娶了当时陆军副参谋长安毕克的女儿，“因此”被选送至德国战争学院进修。在学期间受德国名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的青睐，并与隆美尔相识。返美之后，大力鼓吹德国之兵强马悍、器械精良。魏德迈的看法虽不为国防部的“法国派”所喜，但颇获马歇尔的重视，将他调至战略部门策拟作战计划。

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中，魏德迈对莫士莱的著作气愤不已，他指出该书中有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如他虽确实与安毕克之女结婚，但当时的安毕克只是海防炮兵队的一名上校，升到陆军副参谋长是两人结婚后13年的事，要以此称为攀附裙裾之举，至为不公。而莫士莱所称德国方面的部份，魏德迈表示那位曾在战争学院教过他课程的“约德尔”是斐迪南·约德尔（英语：Ferdinand Jodl），是阿尔弗雷德的弟弟，而他与隆美尔素未谋面，这些都是莫士莱“想当然尔”的推测之词，该传记还有其他多处错误[30]。

早年的兴趣包括演奏音乐、打棒球，还曾参加过基督教青年会的拳击活动，结果鼻子受伤，让他日后有著呼吸困难的宿疾[31]。

荣誉与纪念 编辑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方面曾想将一所大学以魏德迈的名字命名，但因为国共内战而不了了之[32]。现存魏德迈的档案资料存放于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共有141个档案箱、10个大型箱子、2部拍摄的影带、2本相簿、72个信封、19片录音片、1卷卡式录音带、2张地图和大事记[33]。

相关条目 编辑

注解 编辑

  1. ^ 魏德迈于1944年11月25日曾写给陆军部作战司的密友赫尔（英语：John E. Hull）将军一封信：“你们这些人给我了一个很困难的工作，我告诉别人说你们会让我成为一艘船的船长，但其船身遍布漏洞，如果我离开舰桥去填补漏洞，那艘船就会撞到岩石，如果我不去管那些要命的洞，这艘船就会沉没。……但我还是会在这份工作上尽最大的努力。艾迪，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不是不会尽力的。”[27]
  2. ^ 本书台湾与中国各有出翻译本，前者书名为《马歇尔传》，作者译名为“莫士莱”，由商务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后者书名为《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诚实将军——马歇尔传》，作者译名为“伦纳德·莫斯利”，于1985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注脚 编辑

  1. ^ 1.0 1.1 strong-family
  2. ^ 2.0 2.1 2.2 McLaughlin（2013年），第13页
  3. ^ 3.0 3.1 3.2 Eiler（1989年），第29页
  4. ^ 4.0 4.1 Eiler，AUS
  5. ^ Kirkpatrick（1992年），第7页
  6. ^ McLaughlin（2013年），第17页
  7. ^ McLaughlin（2013年），第18页
  8. ^ McLaughlin（2013年），第19页
  9. ^ 9.0 9.1 9.2 9.3 Eiler，The Man Who Planned the Victory
  10. ^ Wedemeyer（1977年），第197-198页
  11. ^ Wedemeyer（1958年），第46页
  12. ^ McLaughlin（2008年），第16页
  13. ^ Eiler（1989年），第109页
  14. ^ 14.0 14.1 Romanus & Sunderland（1956年），第469页
  15. ^ MFA，Xerox File 3565, Item 90，"Army - Plan and Operations: China Aid Program Files, 1945-1949", Nos. 25-28
  16. ^ 齐锡生（2012年），第488-489页
  17. ^ 齐锡生（2012年），第490-491页
  18. ^ Wedemeyer Papers（1958年），第245页
  19. ^ Wedemeyer（1958年），第243页
  20. ^ 齐锡生（2012年），第510页
  21. ^ Department of State（1944年），FRUS Vol. VI，第178-179页
  22. ^ 王成勉（2008年），第132页
  23. ^ Romanus & Sunderland（1959年），第15页
  24. ^ Romanus & Sunderland（1956年），第468-469页
  25. ^ Wedemeyer（1958年），第273页
  26. ^ 蒋介石，1944年11月7日、9日
  27. ^ Wedemeyer，81/35，"A.C. Wedemeyer to J. E. Hull"
  28. ^ The New York Times，1989年12月20日
  29. ^ Mosley（2003年），第83、84、226、227页
  30. ^ 项国宁（1986年），第91页
  31. ^ McLaughlin（2013年），第14-15页
  32. ^ Wedemeyer，Papers Box 5, 6，Correspondence between Howard Chen, Wego W. K. Chiang, and B. J. Shell,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hereto.
  33. ^ 王成勉（2008年），第122页

参考文献 编辑

著书 编辑

  • （中文）齐锡生. 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 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097-3177-2. 
  • （英文）Romanus, Charles F.; Sunderland, Riley.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6. 
  • （英文）Romanus, Charles F.; Sunderland, Riley.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Time Runs Out in CBI.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期刊 编辑

  • （中文）项国宁. 倔強的老人─魏德邁. 联合月刊. 1986, 61. 

档案 编辑

线上来源 编辑

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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