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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
1945年莫斯科勝利閱兵式上的謝苗·布瓊尼元帥、約瑟夫·史達林和格奧爾基·朱可夫元帥
原稱呼偉大的衛國戰爭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時期1941年6月22日—1945年8月15日 (1941-06-22 – 1945-08-15)
領導人
傷亡約2600萬人死亡
經濟損失1000億美金以上

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對於盟軍打敗納粹德國與其他軸心國起到決定性作用[1][2][3][4][5]。自1941年至1945年間,蘇聯紅軍必須獨自與德國國防軍及其軸心國盟軍的大部份軍事力量作戰,付出了巨大的物質損失,逾2600萬軍民喪生,而德軍在與蘇聯作戰的人員與裝備損失佔其整場二戰損失的80%[6]。蘇聯將本次戰爭稱作「偉大的衛國戰爭」,德國則稱其為「東方戰線」(簡稱東線)。

1939年8月底,在與納粹德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後,雙方就邊界安全達成協議,該條約還規範了兩國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德國由此攻佔波蘭與打敗西方盟國,蘇聯也藉此瓜分波蘭入侵芬蘭、奪取羅馬尼亞部分領土佔領波羅的海國家。然而1941年6月22日,德國發動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作戰——「巴巴羅薩作戰」突襲蘇聯,後者在歷經數百萬紅軍士兵傷亡與被俘、損失波羅的海國家、白俄羅斯、克里米亞與烏克蘭等大片工業化程度最高、經濟最發達的國土等災難性失敗後,於同年12月的莫斯科戰役中遏止德軍的進攻。1942年至1943年間冬季,蘇聯再於史達林格勒戰役和1943年夏季的庫斯克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蘇聯最高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組織了該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以極其嚴厲的手段保持各民族之間的凝聚力,同時支持並強化蘇聯人民的愛國主義。最終,紅軍裝備了數千輛戰車、大炮與飛機,並得到西方盟國重要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支持,於1945年成功反攻並進入德國本土,結束了二戰歐洲戰場。同年8月,蘇聯參加對日戰爭迅速佔領中國東北,為日本投降做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對德反攻的進程,蘇聯接連佔領了中歐與東歐的所有國家、奧地利以及德國東部部份地區,實現了重要的政治目標。戰後,蘇聯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影響力大為提高,成為與美國及其聯盟分庭抗禮的一極,世界就此進入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新局勢。

蘇聯與世界大戰 编辑

《慕尼黑協定》與《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编辑

 
1939年8月23日,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左二)、史達林和莫洛托夫(右)在莫斯科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自1930年代下旬,納粹德國義大利的侵略使國際局勢逐漸緊張,對蘇聯生存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極大地影響蘇聯最高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政治決策和促成其對黨內、軍隊、少數族裔以及反布爾什維克的階級敵人實施殘酷的「大清洗」鎮壓行動[7]。1938年9月,英法與德國簽署《慕尼黑協議》,強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讓領土予後者,令史達林確信存在反對蘇聯的國際陰謀以及西方列強即將發動反布爾什維克行動的觀點,並標誌著蘇聯在三十年代初追求集體安全機制政策的終結。英國和法國對納粹德國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的要求全面讓步,以及在慕尼黑會議中排除蘇聯,在後者看來似乎是西方列強對德國與義大利綏靖政策的最終抉擇、東歐的反蘇「防波堤」國家都將與納粹德國結盟,英法領袖甚至可能願意放任希特勒攻擊蘇聯[8]。1939年初,蘇聯的國際處境非常不利,基本處於孤立狀態,需面臨西方鄰國的敵意。而在1938年夏天,蘇聯也在遠東地區與日本關東軍發生武裝衝突,顯示其對蘇聯領土的侵略意圖。史達林於1939年3月的聯共(布)第18次黨代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講,談及將可能發生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並將各國區分為「侵略者」(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和「非侵略性、民主的」國家,史達林還強調蘇聯對外政策就是要「保持謹慎態度,不讓那些慣於從中漁利的戰爭挑撥者把我國捲入衝突中去」[9][10]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西方列強的態度就此改變。英國重申反對德國進一步侵略的立場,並開始對似乎受到德國最大威脅的國家保證其安全,首要便是波蘭。儘管如此,史達林仍非常懷疑西方盟國的態度,他向法國提議一項針對「侵略國」的政治軍事聯盟協定,並為此精心制定考慮到所有可能情況的條款,也涵蓋原被作為反蘇「防波堤」國家在內。西方盟國同意就此開展正式談判俄语Москов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1939),但談了兩個月沒有達成任何有約束力的協定,更重要的是波蘭反對與蘇聯締結協議,令談判滯礙於行,史達林既不認為能與英法兩國達成任何協議,後者也不信任蘇聯的誠意與實力。1939年5月3日,史達林換下積極主張建立集體安全機制的外交人民委員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李維諾夫,由主張蘇德親近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取而代之[11],標誌蘇聯外交政策開始改變,已不再一昧尋求建立集體安全機制以遏制德國,而是開始尋求與德國進行談判,以蘇德兩國協議的方式保證自身安全。8月21日,蘇聯談判代表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元帥宣佈無限期休會[12]

1939年8月,此時的德國也為發動對波蘭的入侵而尋求與蘇聯的合作。8月3日,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提出與蘇聯解決兩國關係的協議,希特勒本人寫信給史達林,要求盡快在莫斯科舉行最高級別的會議,史達林接受了這個提議。8月23日,里賓特洛甫抵達莫斯科,當日便在克里姆林宮達成協議,兩國代表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其中還附有一向祕密協定,概述雙方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准許蘇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去的部份領土,如納雷夫河維斯瓦河桑河線以東的波蘭領土、波羅的海國家(不包括立陶宛)和比薩拉比亞等地區擁有行動自由[13]。史達林與德國結盟的決定令國際震驚,此舉形同推翻了數十年來的政治行動與國際宣傳,但得以避免蘇聯在歐洲戰雲密佈之際獨自與德國交戰,並受到日本夾擊的風險,並在瓜分協議中得到德國准許恢復過往沙俄領土的承諾。然而蘇德結盟一事對國外、共產國際、蘇聯事業的同情者感到不安和士氣低落。1939年下旬,蘇聯在遠東地區與日本諾門罕地區發生大規模戰鬥,並取得了勝利。在德國的支持下,蘇聯與日本達成了停戰協議[14]

戰爭爆發與蘇聯展開侵略 编辑

 
1939年9月,德國和蘇聯軍官在瓜分波蘭所劃定的分界線上會面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隨後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蘇聯宣佈中立,但實際上其與西方盟國的政治關係已完全斷絕,而與德國的秘密協定已開始執行。波蘭以史達林未曾預料地迅速崩潰,令其趕緊下令紅軍佔領該國東部領土,這些地區主要由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居住,並在秘密協定中劃為蘇聯所有[15]。1939年9月17日,紅軍在沒有遇到抵抗的情況下佔領了波蘭東部領土,並在明顯友好的氣氛下與來自西面的德軍接觸。9月28日,德國和蘇聯締結了新的友好和邊界條約,將立陶宛划入蘇聯勢力範圍,並將分配給蘇聯的原波蘭領土限制在主要由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居住的地區。史達林還對波羅的海國家展開了首次的侵略行動,迫使其簽署與蘇聯的互助條約,讓後者得以使用其軍事設施與海空軍基地[16]

儘管蘇聯避免了戰爭,並在其西部邊界建立了安全緩衝地帶,但與納粹德國合作產生嚴重的政治與道德後果。蘇聯與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極其惡劣,蘇聯領導人又開始進行針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採取一種自相矛盾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和平主義,並攻擊英法兩國「拒絕德國的和平提議」。此一轉變令蘇聯內部與共產國際的「兄弟政黨」中長年來與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的團體與民眾混亂與強烈不滿[17]。更為嚴重的後果出現在1939年11月蘇聯對芬蘭的侵略,是為「冬季戰爭」。在幾次關於列寧格勒調整邊界的談判未果後,史達林命令紅軍發動對芬蘭的進攻,同時籌備著由奧托·庫西寧領導的親蘇政權,為全面吞併芬蘭做準備[18]

 
冬季戰爭期間被芬軍消滅的紅軍摩托化部隊

與蘇聯的預想不同,冬季戰爭很快變成一場軍事與政治災難,由於受到「大清洗」的負面影響,紅軍在組織、戰術和訓練上存在嚴重缺陷,芬軍頑強的抵抗令紅軍遭遇一場場代價高昂的慘敗。1940年2月,紅軍經過重新整頓和增援後,設法突破卡累利阿地峽的芬軍防線,並迫使其於3月11日締結和平協定。原本吞併芬蘭全境的計畫被擱置,蘇聯改為僅滿足於調整後的新邊界[19]。然而冬季戰爭使蘇聯在世界範圍內更不受歡迎,引起全球一股反蘇和反共的浪潮,西方民主國家也向芬蘭提供物資幫助,並制定了直接出兵干預的計畫英语Franco-British plans for intervention in the Winter War

1940年春季,史達林的戰略再度受到嚴重挫折,德國國防軍在西線取得壓倒性勝利,使得歐洲大陸上的軍事平衡完全被改變。史達林原預想西方盟國將與德國進行一場長時間的陣地戰,令雙方都將疲憊不堪,但出乎預料的是法國僅一個月便投降,英國則被迫撤回本土,眼下蘇聯僅能獨自面對擁有壓倒性力量的德國。為此史達林加速推進鞏固安全緩衝區的計畫,幾週後便撕毀與波羅的海國家簽署的協定,在未遭遇抵抗的情形下佔領了後者,並建立親蘇政府,再以社會主義國家加盟國形式吞併。同時,蘇聯還向羅馬尼亞發出突然的最後通牒,要求獲得其比薩拉比亞布科維納領土,羅馬尼亞被迫接受,這兩地區也隨之被改造為社會主義國家為蘇聯所吞併。蘇聯這些舉動強化了其自身的安全,但引起東歐國家深切的敵意[20]

準備與錯誤 编辑

 
史達林與紅軍總參謀長鮑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元帥

1940年夏,希特勒做出對蘇聯發動全面進攻的決定,在各條戰線上均取得勝利且沒有西方國家的軍事威脅後,他認為國防軍可透過大規模的迅速進攻令蘇聯崩潰,為德國開闢東方的「生存空間」,此一計畫是為「巴巴羅薩作戰」。巴巴羅薩作戰需進行大量準備工作,預計將於1941年春發動;與此同時,希特勒逐步加強德國相對於蘇聯的戰略優勢地位:1940年,德國與義大利和日本締結《三國同盟條約》、重組了巴爾幹地區的政治局勢,將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均納入軸心國的軍事聯盟中,並開始向芬蘭運送部隊,其主力部隊也逐次從西歐調至東方[21]。同年11月,莫洛托夫訪問柏林,就蘇聯加盟軸心國進行談判,過程中蘇德間政治戰略目標矛盾與不可調和性突顯出來。12月18日,希特勒正式決定發布「巴巴羅薩作戰」計畫的指令[22]。1941年3月,德國國防軍在巴爾幹戰役中迅速消滅了蘇聯在歐洲最後一個潛在盟友——南斯拉夫,完成了入侵蘇聯的戰略佈署[23]

史達林並未理解希特勒的意圖,他認為在英國仍在西線尚未投降之際,德國不會冒險進行兩線戰爭,他將德國越來越具侵略性的舉動解讀為試圖以脅迫手段從蘇聯獲得進一步的領土和經濟讓步。史達林充分意識到蘇聯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脆弱,因此決定不惜一切代價盡可能拖延時間,繼續與德國合作,且不給予後者任何發動戰爭的藉口,儘管史達林認為兩國開戰未來將不可避免,但至少要推遲至1942年,屆時蘇聯的軍事力量將得到進一步的強化[24]。因此,史達林自1941年2月起陸續收到由軍方情報機構發往莫斯科有關德國即將對蘇開戰的訊息並未正確理解,他將這些內容視為德國的敵人,尤其是英國的陰謀,目的是將蘇聯人拖入戰爭[25][26],以緩解自己正受到德國進攻的壓力。紅軍總參謀長格奧爾基·朱可夫和國防人民委員谢苗·铁木辛哥一再警告史達林,當前大量的情報表明戰爭迫在眉睫,並呼籲進行總動員,但史達林不願相信[27]。這段期間史達林在政治上獲得的唯一成功僅有在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這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在遠東地區直面日本侵略的壓力。

 
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在史達林和莫洛托夫的見證下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

1941年5月,史達林在與軍校新進軍官的演講中稱1942年與德國的戰爭將不可避免,並承認當前紅軍還未做好準備[28]。蘇聯軍隊的主要弱點在於軍備規劃與生產方面的延誤,以及1930年代將最具能力的大量軍官清洗而造成軍隊癱瘓[29]。史達林在戰爭爆發前幾個月努力提高武器生產量,也親自監督蘇聯重整軍備的各項事務、在推動軍事研究方面也付出巨大的努力,使設計和開始生產新一代現代化武器成為可能,但在德國進攻前夕,紅軍整體仍存在諸多問題,如武器生產計畫才剛起步,新式材料的供應量也不足[29]、機械化部隊和新的空軍部隊雖已開始建立,但紅軍缺乏堪用的機場設施,機械化部隊也尚未接受現代化的訓練、邊界的防禦工事被棄置、個人武器、機動車輛和補給系統也存在嚴重缺陷。戰略上充斥樂觀主義,認為紅軍的進攻僅需付出少許代價即可獲取勝利,且紅軍在作戰計畫中還錯誤配置兵力,認定德國進攻的主要目標是烏克蘭,因此將紅軍最現代化的力量集中於該地區[30]

德國入侵前最後幾天,蘇聯邊防部隊警報與報告激增,有小股德軍單位和身份不明的飛機不斷侵犯蘇聯邊境,現場指揮官請求明確的對應政策,但莫斯科方面指示不要回應其挑釁行為、避免發生事故。史達林依舊試著與德國談判,並以塔斯社對外發布其對話意圖,但並未獲得德方的回應。6月22日凌晨3點15分,德軍邊界上的6000門火炮猛烈轟擊蘇軍陣地,德國空軍對蘇軍機場、通信中心、燃料儲備區和軍事設施展開空襲[31],隨後地面部隊大規模入侵,紅軍與其交戰的報告陸續送至莫斯科,蘇聯高層瀰漫懷疑與困惑,朱可夫緊急通知剛睡醒的史達林,後者大為震驚俄语Реакция Сталина на начало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蘇聯高層在克里姆林宮召開緊急會議,莫洛托夫在會上宣佈德國已對蘇開戰的消息[32]。至此,蘇聯將獨自面對納粹德國集結的大部分軍事力量及其僕從國的進攻,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巴巴羅薩作戰」[33]

「巴巴羅薩作戰」 编辑

突襲與初期的慘敗 编辑

 
在明斯克包圍圈中被俘的蘇軍部隊

戰爭對蘇聯而言爆發的相當突然,對國際事件一無所知的蘇聯民眾從莫洛托夫的廣播中得知戰爭消息大為震驚,而後者在指責納粹德國無端背信棄義的偷襲後,宣稱蘇聯的事業是「正義的」,敵人「將被打敗」俄语Наше дело правое。蘇軍邊界防線上的守軍一片混亂,起初在6月21日至22日夜間接獲警報時,史達林僅下令採取防禦性措施的命令,但同時又要求需「避免挑釁」的行動,隨後早上7點15分時又接獲攻擊與殲滅敵人、但禁止越過邊界的指令,而到6月22日晚上的第三號命令時則要求反擊、殲滅敵軍,並進入波蘭[34]。然而蘇軍司令部在德軍地面進攻以及空中打擊下很快便喪失與前線部隊的通信,對狀況一無所知,後者要不是已被消滅,就是收到根本無法執行的命令[35]。儘管如此,蘇聯媒體最初仍宣傳稱德軍在邊境的進攻只取得了「些許的勝利」,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其「進攻被擊退」、「敵人損失慘重」[36]

德國國防軍為「巴巴羅薩作戰」佈署了超過300萬士兵、3500輛裝甲戰鬥車輛以及2,000架飛機,另有義大利、羅馬尼亞、芬蘭和斯洛伐克等軸心國盟國軍隊以及其他外國反蘇志願軍的加入。儘管蘇聯紅軍擁有約520萬士兵[37]、24,000輛戰車[38]、19,600架飛機[39]等在人數與裝備上的優勢,但大量的士兵缺乏訓練、許多裝備也是老式過時的型號[40][39]、大量部隊也分散於各地,僅有少數的師佈署於前線,且大多戰備狀況惡劣[41]。在上述眾多有利條件下,德軍突破了蘇軍所有的防線,由埃里希·霍普納赫爾曼·霍特海因茨·古德林埃瓦爾德·馮·克萊斯特四人各自率領的裝甲兵團以極快的速度穿插挺入蘇聯腹地,儘管紅軍同樣擁有大量機械化部隊,但其組織混亂、缺乏經驗以及四散各地,其反擊行動輕易就被德軍所瓦解。蘇聯空軍同樣也被德國空軍的大規模空襲而損失慘重,開戰三天蘇軍共2000架飛機被毀,而一週內便損失4000架飛機,而德軍僅損失150架,交換比高達1比27[42]

 
毀於地面的蘇軍I-16戰鬥機

混亂與恢復 编辑

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抵抗 编辑

蘇軍的首次冬季攻勢 编辑

轉捩點:史達林格勒 编辑

1942年夏季戰役的失敗 编辑

膠著與反攻 编辑

1942年至1943年冬季的勝利 编辑

紅軍取得主動權 编辑

春季攻勢 编辑

庫斯克會戰 编辑

決定性勝利 编辑

戰時的蘇聯 编辑

抵抗與滅絕 编辑

反抗活動與游擊戰 编辑

偽軍 编辑

經濟與社會總動員 编辑

「偉大的衛國戰爭」 编辑

史達林的領導 编辑

鎮壓與強制遷徙 编辑

戰時的紅軍 编辑

空軍與海軍 编辑

「大同盟」 编辑

結盟之始 编辑

第二戰場 编辑

英美盟國的援助 编辑

「三巨頭」 编辑

「十次打擊」 编辑

解放烏克蘭和克里米亞 编辑

白俄羅斯到波蘭 编辑

挺進巴爾幹 编辑

攻入東歐 编辑

勝利 编辑

維斯瓦河到奧得河 编辑

雅爾達會議 编辑

攻克柏林與德國投降 编辑

對日戰爭 编辑

結果 编辑

相關條目 编辑

註解 编辑

註腳 编辑

  1. ^ Overy(2000年),第9, 331页
  2. ^ Werth(1966年),第10页
  3. ^ Bellamy(2010年),第XVII页
  4. ^ Graziosi(2007年),第553页
  5. ^ Boffa(1979年),II,第249页
  6. ^ Overy(2000年),第332页
  7. ^ Boffa(1979年),II,第618-619页
  8. ^ Overy(2000年),第58-59页
  9. ^ 杨宝康(1997年),第56页
  10. ^ Boffa(1979年),II,第624-625页
  11. ^ 杨宝康(1997年),第57页
  12. ^ 苏肄海(2016年),第370-372页
  13. ^ Boffa(1979年),I,第632-633页
  14. ^ Boffa(1979年),I,第633-638页
  15. ^ Boffa(1979年),I,第639-640页
  16. ^ Boffa(1979年),I,第640页
  17. ^ Boffa(1979年),I,第636-637页
  18. ^ Overy(2000年),第70-71页
  19. ^ Overy(2000年),第72-73页
  20. ^ Boffa(1979年),I,第640-641页
  21. ^ Bauer(1971年),3,第108-113页
  22. ^ Overy(2000年),第77-78页
  23. ^ Bauer(1971年),3,第75-83页
  24. ^ Boffa(1979年),II,第20-21页
  25. ^ Glantz(2001年),第30页
  26. ^ Fritz(2011年),第79页
  27. ^ Tucker-jones(2017年),第53页
  28. ^ Werth(1966年),第139-140页
  29. ^ 29.0 29.1 Boffa(1979年),I,第647-648页
  30. ^ Boffa(1979年),II,第25-27页
  31. ^ Mitcham(2008年),第459-460页
  32. ^ Overy(2000年),第89-90页
  33. ^ Stahel(2009年),第153页
  34. ^ Boffa(1979年),II,第34-35页
  35. ^ Kirchubel(2013年),第104页
  36. ^ Nagorski(2019年),第50页
  37. ^ Kamenir(2009年),第9页
  38. ^ Kamenir(2009年),第25页
  39. ^ 39.0 39.1 Bergström & Mikhailov(2000年),第13-15页
  40. ^ Stahel(2012年),第36页
  41. ^ Boffa(1979年),III,第119-135页
  42. ^ Mitcham(2008年),第460-462页

參考文獻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