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MingjianHua/沙盒

张元济
出版家
字	筱斋
號	菊生
職官	晚清总理衙门章京、出版家、教育家、文献学家
出生	同治六年（(1867-10-25)1867年10月25日） 大清廣東省廣州府
逝世	1959年8月14日(1959歲—08—14)（91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葬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海盐县）
親屬 子 张树年（育女张珑，子张人凤） 女 张树敏（育女孙以恒、孙以恕、孙以茂）
經歷
晚清翰林院（1892）

張元濟（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號菊生，男，浙江海鹽人，中国出版家，為宋朝張九成的裔孫。

• 父亲张森玉（1842-1881），字云仙，号德斋，官至湖南会同、海南陵水知县。 • 母亲谢氏，江苏武进人，晋代名将谢玄（343-388）之后。她 30 多岁守寡，丧夫后独身打理家庭、抚养 4个孩子。当得知张元济被清廷革职后，她处之泰然，反安慰儿子：“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 妻子：第一任妻子家乡海盐吾氏，娶于 1889 年张元济中举之年。1892 年春，吾氏因难产致母子双亡。第二任妻子许子宜（1876-1934），京城进士朝考阅卷官许庚身之幼女，娶于 1895 年。 • 女儿张树敏（1903-198？），早年自称独身主义者，30 岁时结识巴黎大学医学博士、著名法医专家孙逵方。1933 年完婚，1949 年随夫旅居法国。孙逵方于 20 世纪 60 年代死于车祸，张树敏晚年在养老院度过。 • 儿子张树年（1907-2004），是张元济 41 岁时喜得的独子。他 1931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后在银行工作直至退休。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主编《张元济年谱》，于 91 岁高龄时，撰写了《我的父亲张元济》回忆录。为后人研究张元济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 孙女张珑（1929- ），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执教。1973 年调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创建英文刊物《中国建筑》。曾多次担任国家领导人和建筑代表团翻译。1994 年退休后，撰写《水流云在》、《风清月明》等回忆录。 • 孙子张人凤（1940-）。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长期从事在职职工继续教育工作，上海市杨浦区业余大学校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主编《张元济全集》，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著有《智民之师张元济》《张元济研究文集》《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

生平

张元济出生於名門望族，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進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十年四月，散館，著以部属用，任刑部主事，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甲午戰爭後，積極投身維新運動，組織陶然亭集會。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北京创办溪学堂。戊戌变法时，被徐致靖推荐给光绪帝，变法失败後被清廷革職，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張元濟投資上海商务印书馆，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倡議設立編譯所，聘蔡元培為所長，主持編定教科書，并延請夏曾佑編《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张元济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后来任董事长。葉聖陶在《商務印書館》一文評價：“張先生把商務看成是他的終生事業。”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張元濟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次年，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8月14日於上海逝世。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堪称传奇式的人物，曾与五位当政者有过接触：光绪皇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他以扶助育教为己任，对开启民智、保存中华文脉做出了的杰出贡献。 张元济（1867 年 10 月 25 日—1959 年 8 月 14 日），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张氏家族是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始祖张九成（1092-1159）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27-1162）的状元，宋代名臣。张氏世代虽有为官者，但主要的都是以读书、教书、著书、藏书、刻书为终身事业者。清朝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5）年间为家族的鼎盛时期。张元济出生时，家族已经衰落，更因其父张森玉（1842-1881）早逝，四个儿女由寡母谢氏抚养长大。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但母亲还是竭尽全力让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张元济按照传统教育的要求苦读，1884 年（17 岁） 中秀才，1889 年（22 岁）中举人，1892 年（25 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 年（27 岁）翰林院散馆（即毕业），同年 6 月 1 日光绪皇帝召见了散馆的庶吉士。至此，张元济以最短的时间走完了科举制度下接受传统教育的全部历程，接受了儒家文化体系的脉理，坚实了国学根底，并逐步形成自己的人格品性。（注：科举考试是古代中国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每三年进行一次。通过在本府的考试者称秀才，秀才通过在省城举行的乡试者称举人。举人通过在京城会试后，又通过殿试者称进士，殿试由皇帝亲自主考。进士成绩第一名者称状元。进士的前一百名左右经皇帝钦点，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研修两年，俗称“点翰林”。）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大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告终。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救亡图存，挽大厦之将倾，必需从改革政治制度开始。张元济常参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有改革思想人士的活动，议论朝政，提倡新学，并于 1896 年与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年轻的光绪皇帝同意激进派康有为等人的主张，于 1898 年 月 11 日“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戊戌变法。但是这一革新图强的努力仅仅维持了 103 天，故又称“百日维新”。代表保守派的慈禧太后把光绪帝囚禁，为首的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另有六位主要参与者被处决。张元济幸免于难，被清廷处以“革职，永不叙用”。此后他举家迁居上海，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1899 年，经李鸿章的介绍、盛宣怀的关照，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相当于今天的总编辑兼代总经理。1901 年又兼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即校长。南洋公学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从此开始了他在高等学府中 三年多的工作经历。在他主持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引进西方文化，译书院翻译了题材广泛的西方著作，如《原富》、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英国琐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还有《实用统计学》和几种哲学书籍等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物理、数学、实用科学等的大批著作。令读者为之耳目一新。张元济虽然赞成维新改革，但与康有为等激进派的主张并不相同。他更侧重于启迪民智、普及教育和提高民族素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他认为只有民智大开，善政方可行。所以他把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20 世纪初，他投身商务印书馆，使其从一家小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出版企业。其终极目的也就在于更有效地普及教育。有后人评论他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在九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国民教育的普及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主持商务编译所与教科书革命 商务印书馆设于 1897 年，最初是一家很小的印刷厂。只承印一些与商业有关的传单、账册、票据之类，“商务印书馆”这个名称由此而来。资金短缺，设备简陋，创业维艰，创办人夏瑞芳一身兼数职，从总经理、校对、收帐，到采购、供销，样样都得做。好在他精于经营，且富有雄心和魄力，营业渐渐有所拓展。逐渐在上海众多的新式出版印刷业中站稳了脚跟。随着营业上的日见起色，夏瑞芳不再满足于只印些帐单票据之类，在兜揽生意的过程中，他了解市场的需要损。开始将目光瞄准图书市场。但印刷与出版究竟是两回事，虽然夏瑞芳是个具有经营眼光的人才，但他所受的教育有限， 对于出版并不内行。因选题的盲目和译制的粗劣给商务造成意想不到的失。惨痛的失败使他认识到要办出版非有自己的编译所并邀请有学问的人来主持不可。而此时，张元济及其他多位有维新思想的志同道合者正准备集巨股办出版，通过编译书报开发民智，故想找一个精于印刷技术且富于经营管理才干的人合作。1899 年，因联系印书业务，张元济认识了夏瑞芳，在此后的交往中，两人颇为“意气相投”，夏敬重张的为人与博学，张对夏的经营才干及虚心、勤勉、讲究办事效率的作风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出于各自事业发展的需要最终走到了一起。1902 年底，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职务，1903 年初，正式投身于商务印书馆，创建编译所，为该所首任所长。张元济在 1926 年 3 月撰写的一文中曾道及此事，说：“夏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可见张当时决定放弃在南洋公学的高级职务而加盟一个区区小印刷厂，就是为了要通过出版达到他“昌明教育平生愿”的抱负，并得到了对方的认同。他的加盟为商务后来发展成为民国时期我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其实，以出版来推动新式教育和文化启蒙，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的时代并没有先例，也未必能保证能得到良好的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张元济的这一决定确非一般庸常之辈所能及，足见其愿力之雄伟与识见之超卓。戊戌政变后，1902 年 8 月保守的清政府终于颁布倡导兴学、厘定学制的《学堂章程》。开始了在教育制度上向现代形式转变。此后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格局遂成定式。最终在 1905 年废止沿用上千年的科举制度。成百上千的不同于传统私塾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式学堂(不含教会学校)从 1902 年的寥寥数十所增加到 1912 年的 87272 所，学生人数相应地由近千人增加到超过百万。其中绝大部分为小学。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缺乏。张元济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辑出版教科书，为新教育奠定了教科书环节的基础，也为商务赢得了经济上的大发展。而张元济昌明教育的平生志亦开始得以实现。对于编撰适合我国少儿特点的新式小学教科书，张元济是有他独到的观点和原则的，可见于以下两段话：“童子于入学之始，脑质空灵，先入一误，始终难拔。”“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这里所标举的“鉴于古”、“观于人”实质上就是他后来编纂教科书的基调或主旨，这也是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指导思想，进而成为统领其一生对待中西文化的最为基本的文化观。编撰的方法颇具特色。在新的尚未成型而旧的已在淘汰之列的情况下编写新教科书，可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没有前车可以借鉴，质量亦难以保证。张元济勇于自任。他所聘请参加编撰者都为饱学之士，同时聘请日本文部省有经验的专家教授等为顾问。据参加者之一的蒋维乔回忆：“当时之参加编辑者似圆桌会议，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有讨论之价值者，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所讨论之原则，涉及儿童启蒙的特点，如何由简入繁，由少而多，循序渐进，图文并茂、增加兴趣，综合发展等等。整个编纂过程，既严肃又活泼， 诸君“合坐一室中，每成一课，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以这种方式编写出来的《最新小学教科书》第一门《最新国文教科书》于 1904 年 3 月正式出版。初版 4000 册不多日就销售一空。此后，在张元济主导下又陆续编成了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等，共 16 种 78 册，风行全国。到 1910 年，销数达 30 万册。就这样，在晚清各书局中，获利最大者是商务印书馆，其所编印的优良教科书，散布全国。其影响之大，实无出其右者。后人对此书是这样评价的：商务推出的《最新小学教科书》是：“别开生面，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维定势、文化传统和知识框架，不仅一般地满足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兴学浪潮对教科书的迫切需要，而且满足了中国人对新知识、新 思想、新文化如饥似渴的需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旧知识更替过程中，《最新小学教科书》承担了向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兴学高潮中跨进学校大门的整整一代人进行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启蒙教育的任务。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之远，是戊戌时期‘新学’的传播无法比拟的。” 应当说，商务之所以能够成为出版界巨擘和全国最大的文化机关，“实造端于是书”。 20 世纪最初 10 余年间，商务除了主要出版教科书及辅助读物外，还组织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的著作，对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张元济进馆后不久，即组织翻译出版许多国外的政经法文史哲等方面的名著。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为当时其他书局所不及。其中尤以严复所译名著《原富》，和林纾所译西方小说 170 余种的影响最大。这些大抵都是由张元济本人亲自约稿组稿而来的，令思想界为之耳目一新。也是他“开发民智”努力之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主持编印教科书和传播新知新学的过程中，张元济还非常关切中国传统的修身教育。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与野蛮，随国民的知识道德的高下而转移，如果新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仅拥有新知新学而没有正直的人格，那么这种新教育仍然是失败的。所以他在谋求普及教育时，特别强调知识与道德并重，在毫无中外成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开创性地主持编写了《最新修身教科书》，并亲自纂写了其中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及其《教授法》，以讲故事的形式，由浅及深，循序渐进，教育学生自信、自立、奋发向上。指导学生懂得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友爱、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奉行平等、博爱之道，更引导他们懂得社会公德，激发他们的爱国之心。教材的内容既采用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精华部分，也采用西方的许多内容。体现了张元济沟通中西、融合新旧，中西兼容的思想。20 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中，张元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现方式并不完全一样。在 20 世纪初“学问饥荒”的年代里，他本人及其所主持的编译所的工作重点放在新知的普及和新学的传播上，商务因此而成为传播新学普及新知的重镇，并被视为“五四之源”。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张元济根据时代的需要，适时地调整了商务的出版方针，把出版重点从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转向国内外最新学术著作的出版与古籍的影印。而他本人的主要心血和精力则逐渐集中到古籍的抢救、整理与影印上来，即所谓“保存国粹”。开始了他“为古人续命脉”的抱负。

（二） “为古人续命” 清皇朝末期，外敌入侵，内乱绵延。许多珍版古籍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民间私家藏书亦纷纷散佚。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国人逐渐认识到：救国图存，必须向西方学习。20 世纪初开始，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将这种认识逐渐演变成扬新抑旧，甚至崇新贬旧之势。旧学、旧籍受到空前冷遇，甚至抨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学者，基本失去了话语权。相对于国内这种发展，日本，乃至美、英、法等国的汉学研究者反而认识到中国古籍之珍贵而大肆收购甚至掠夺。致使中国的珍本古籍濒临沦亡的边缘。面对世纪新旧交替之际的这场惨痛的文化浩劫，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抢救古籍，保存国粹。张元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把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抢救、整理与影印古籍，承担起“为古人续命”的历史重任。中国古代，保存古书典籍主要是靠皇家收藏，或由官府、书院、寺庙和私人藏书家收集，并没有国家设立的供公众阅读的图书馆。例如皕宋楼为江南著名藏书家陆氏家族所有，嘉业堂为南浔刘氏家族所拥有，都不对外开放。所以若要收集古籍，加以整顿、保存、或利用，并非易事。非但需要在古籍方面有深厚功底的学者加以鉴别，还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例如 1906 年皕宋楼藏有二百部宋版书（宋朝 960-1279 AD），商务印书馆欲筹款收购，但终因财力不够而被日人以巨资悉数购得。又如在书肆出现三本《永乐大典》（注：《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 1403-1424，是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 22,937 卷，11095 册，约 3.7 亿字，但存世者不多）亦因信息迟缓而未得。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张元济以巨大的热情与毅力，决心投注到古籍抢救运动中，并把它引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即使在最忙的经理及监理任内，抢救与校刊古籍也未曾一日忘怀。保存与传播古籍，首先必须搜罗足够数量的善本古籍为前提，张元济有商务的财力作为后盾，又有一批国学大家的鼎力相助，开始了网罗善本古籍的艰辛之路。从 20 世纪初开始，他就着意直接从藏书家手中成批收购，获得不少稀世之宝。同时也在书市收购。他每到一地必先走访书肆。还刊登广告收购古书，甚至在自家门口贴上“收买旧书”招贴。他搜罗的范围从通都大邑，到远涉重样，他1928 年赴日，在日本的一个半月期间，不仅发现日本收藏的大量已经在中国本土失传的中国古籍，而且向藏家商借，雇用日本摄影师，用特种相机将书按页摄成小底片，在他回国后的一年间，按所签订的协议，陆续摄照，分批寄到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经过张元济的多渠道艰苦搜罗，商务所拥有的古籍善本在全国成为首屈一指。张元济认为把艰苦搜寻得来的宋、元善本书保存下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影印，并使之流通，也就是他所谓的“化身千百亿”。所以在收购的同时，他早就有影印古籍的打算。张元济是个稳健的事业家，做到没有必胜的把握决不轻易着手。到了 1916 年，商务的经营已获得巨大发展，资金日益雄厚，古籍的搜罗亦有了相当的规模，于是张元济从《涵芬楼秘笈》开始，着手进行他的编辑影印古籍丛书计划。到了 1919 年和 1920 年，又陆续推出了《四部丛 刊初编》。从此开始走上了他的保存、影印和流通古籍的漫漫征途，先后为商务主持编校、辑印了许多宏篇巨著。这些丛书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性的；大多取自宋（960-1279）、元（1271-1368）、明（1368-1644）的珍本。所内容范围极广。绝大部分的整理、校订工作是张元济在 1926 年退休后完成的，例如 《四部丛刊》，是一部大型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丛书。按传统的编目方式，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份编排，故称“四部丛刊”。全书的出版始于 1919 年，到 1935 年截止，历时 16 年。一共出版了《初编》、《续编》、《三编》，共 504 种，3000 余册。原定出版的《四编》的计划，因日军入侵，上海商务印书馆陷于战火而搁浅，直到 90 年后方得以实现。继《四部丛刊》后，张元济又投入《二十四史》的校勘与影印中。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文化工程，在张元济主持的 古籍整理与影印过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所谓《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史书的主干典籍，共二十四部，总称《二十四史》，亦称为“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 2550 年），到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为止，是中华民族四千多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但在数千年的流传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印刷技术，出现诸多不同版本，其中存在着许多脱页缺行、讹文错简，甚至改窜作伪。因此张元济早就有“重校正史之愿”。 在他搜罗抢救古籍的过程中，也注意收罗多种版本的史书。实际上也已陆续在为校勘与影印《二十四史》做准备。校勘的原则是：凡一部史书同时存在数种刻本，必取其古者；凡没有刻本的，则采用精选的传抄本，这样的甄别工作，必须经过再三的审定方能确定。往往同一部史书要在不同版本中进行精校，反复多次方能完成。1930 年 8 月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了校史处，招聘了多名助手，专门负责初校工作。张元济本人则“终日伏案，每天数十百纸，寝食不遑，百事都废”， 甚至在旅途中，在车、船上，还在赶阅校样。经过如此废寝忘食的工作，终于赶在 1937 年 3 月底出齐，即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全部完成并出版。这部宏伟的史书被定名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谓“百衲本”，是指采用的各种版本，凡残缺不全者，彼此补缀而成，有如僧服的“百衲衣”一样。《百衲本二十四史》共计 3213 卷，约 4000 万字，用统一的纪传体编写。《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成为民国时期我国古籍编辑、校勘、影印出版成果中无可争辩的最高成就。由于张元济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1948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三）创建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藏书楼，但这些大多是着眼于私人收藏玩赏，并非公之于众，为社会服务的。到了清代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年间，伴随西学的传播，西方近代图书馆的概念开始传入中国，创设公共藏书楼，逐渐成为“开民智”的一项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张元济不仅积极倡导，而且身体力行。1897 年 9 月 20 日，他在设立通艺学堂时，就在学堂中设立了藏书馆，制订了完善的《图书馆章程》，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学堂学习者及馆外有志者均可随时来该馆阅览。这就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张元济是第一位采用“图书馆”这一名词的中国学人。张元济加入商务后，在主持编译所的过程中更意识到图书资料建设的重要性，陆续购置不少书刊资料，于 1904 年设立了图书室，供编译所同人参考。后来凡遇到国内私家藏书楼有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同时尽量购置欧美日本各国每年所出新书。积累图书日益丰富，1909 年在图书室的基础上设立图书馆，正式命名为涵芬楼（意为“汇集书香之楼”）。涵芬楼的设立，主要是靠张元济之倾力而为，但也得到商务同人特别是总经理夏瑞芳的鼎力支持。但张元济的目的并不仅限于供编译所同人之需，而是在于创设一所供大众阅览的公共图书馆，为穷苦学生读书难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张元济的目光还远不止于此，他为涵芬楼购入的珍本古籍，可以用作影印出版古籍的底本，为商务拓宽业务门类，从而使他们化身千百，广为传承。在战乱不断的年代，更是利用商务的资金，从事保护古籍的事业。1915-1918 年，商务在办公楼内辟一阅览室，陈立本版图书和仪器标本模型等，供读者免费观看。1922-1924 年，张元济又倡议举办“巡回图书馆”把图书送到江苏和浙江等地区的小市镇公开展览。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涵芬楼逐渐发展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私立图书馆，其所藏古籍富甲一方。据粗略统计，涵芬楼曾藏有宋本 129 种，元本 179 种，明版 1449 种，清版 138 种（清朝 1644-1911），稿本 71 种，抄本 1460种，名人批校本 288 种，为当时江南最大的藏书库，收集古书方面之广，版本之精，非其他藏书楼所能及。由于当时时局动荡，择其中最名贵的古籍，装满了几十个大箱子，运到英租界金城银行的保管库内存放。这一切都凝聚着张元济的心血。1921 年 2 月，商务董事会接受张元济的建议建设一座公共图书馆，地址选在宝山路商务印刷总厂对面，大楼设计为五层，占地 2600 平方米。1924 年 5 月竣工。1926 年，在商务成立 30 周年之际，图书馆举行开馆仪式，定名为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大楼底层为流通部和商务同人俱乐部，二楼为阅报室、阅览室、办公室，原来涵芬楼所藏古籍全部转移到三楼的善本室，保留涵芬楼的名称。四楼为书库，五楼收藏杂志、报章、地图、照片等。据当时统计，1929 年入馆阅览者近 3 万人，1930 年达到 36000 人。实现了张元济以图书出版“补助教育” 之初衷。然而，1932 年 1 月 28 日晚日本军国主义者向上海发动进攻，（称“一二八事变”），次日炸毁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及尚公小学，又于 2 月 1 日纵火焚毁了东方图书馆。除先前寄存于金城银行保险柜中的善本古籍 5000 余册外，全部藏书 46 万册及珍贵图表、照片 5000 多种，全部化为灰烬。张元济悲痛之余，含泪自责：“这都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不把这些古籍收集起来，让它们散落在民间，也许还有部分能得以保存。”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东方图书馆再也无法重建。上海沦为“孤岛”后，张元济蛰居上海，处境艰难，经济拮据，甚至不得不售出私宅，并鬻字以维持生计。但他依然不折不挠地继续从事着他保护中华典籍的事业。1939 年 4月他与叶景葵、陈陶遗三人在沪发起创设合众图书馆。此事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与响应，张元济本人捐献嘉兴府先贤遗著 467 部 1822 册，海盐先哲遗著 355 部 1115 册，张氏先世著作、刊印和收藏的古籍 104 部 856 册。到 1949 年时，合众图书馆共得到各方捐赠书达 22 万册，其中多有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本。在战火纷飞中，合众图书馆有众人拾薪，得以发展成为沪上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再到合众图书馆，体现了张元济以图书出版辅助教育不懈努力的成果。现在合众图书馆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

著作

著《涵芬樓燼餘書錄》、《寶禮堂宋本書錄》、《涉園序跋集錄》、《校史隨筆》、《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書札》、《張元濟傳增湘論書尺牘》、《張元濟傳（傅）增湘論書尺牘》等。

张元济年表 1867 年 10 月 25 日生于广州。 1873 年（7 岁） 入塾。 1880 年（14 岁） 与母返回海盐。次年父病殁于陵水县任所。 1884 年（18 岁） 赴嘉兴府考，中秀才。 1889 年（23 岁） 赴杭州乡试，中式第十名举人。娶海盐吾乃昌女吾氏。 1892 年（26 岁） 赴北京会试，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吾氏夫人亡故。 1894 年（28 岁） 改派刑部贵州司主事。 1895 年（29 岁） 娶已故军机大臣许庚身女子宜。 1896 年（30 岁） 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试，以第一名录取，次年到职。与多位维新人士常聚会,议论朝政之改良。 1897 年（31 岁） 在北京开办通艺学堂，讲授西方各种实用学科 1898 年（32 岁） 受光绪皇帝召见。上改革救亡的奏折。戊戌变法失败，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 携家离京赴沪。 1899 年（33 岁） 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此后四年共主持翻译出版 60 余种国外政治、法律、财经、史地方面书籍，包括严复译《原富》。 1901 年（35 岁） 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半年。 1902 年（36 岁） 年底，辞南洋公学译书院职。 1903 年（37 岁） 受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邀，年初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创建编译所，任首任所长。 1904 年（38 岁） 创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图书馆，后定名涵芬楼。主持编纂中国第一套最成功的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开始陆续出版。 1906 年（40 岁） 约请颜惠庆编《英华大词典》。 1907 年（41 岁） 主持编译《日本法规大全》出版。子树年出生。 1908 年（42 岁） 赴日本考察一月。开始参与编纂《辞源》，历八年而成。 1909 年（43 岁） 当选为商务印书馆董事。 1910 年（44 岁） 赴荷、英、、比、德、捷、意、法、美、日等国考察。 1912 年（46 岁） 主持编辑商务印书馆第二套大型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参与编纂《商务印书馆新字典》出版。 1915 年（49 岁） 主持制订大型国学丛书《四部丛刊》出版计划。 1916 年（50 岁） 任商务印书馆经理。 1917 年（50 岁） 主编《戊戌六君子遗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 1918 年（52 岁） 辞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职。 1920 年（54 岁） 辞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四部丛刊》开始出版。 1921 年（55 岁） 于董事会提议设立公共图书馆，获通过，后定名为东方图书馆。 1922 年（56 岁） 为商务印书馆开办印刷厂事，赴粤、港调查。 1923 年（57 岁） 赴港为商务港厂购屋。 1924 年（58 岁） 启动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1926 年（60 岁） 辞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当选为董事长。东方图书馆开幕。 1927 年（61 岁） 遭绑匪劫持，6 日后脱险。 1928 年（62 岁） 赴日本，观日本多家藏中华典籍，商借若干国内失传者摄影。 1929 年（63 岁） 主持《四部丛刊初编》再版。 1930 年（64 岁） 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一种《汉书》出版。 1931 年（65 岁） 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后汉书》等五种。筹备《四部丛刊续编》。 1932 年（66 岁） 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侵略军炸毁，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焚毁。 1934 年（68 岁） 许氏夫人病故。《四部丛刊续编》出版。 1935 年（69 岁） 编校《四部丛刊三编》并于年内出书。与葛嗣浵、叶景葵等同游西安、洛阳。 1936 年（70 岁） 《四部丛刊》三编出齐。与高梦旦、李拔可同游四川。 1937 年（71 岁）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齐。编著《中华民族的人格》，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面抗战爆发，商务总管理处内迁，董事会留守上海。 1938 年（71 岁） 所著《校史随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9 年（73 岁） 与叶景葵、陈陶遗发起筹建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潘宗周藏，张元济撰《宝礼堂宋本书录》由南海潘氏排印出版。 1940 年（74 岁） 为商务印书馆馆事赴港与王云五晤商。年末，住院做前列腺切除手续。 1942 年（76 岁） 几名日本人至寓所求见，以“两国交兵，不便接谈”拒之。 1943 年（77 岁） 开始鬻字。 1945 年（79 岁） 拒绝为汪伪政权浙江省长傅式悦藏画题辞。 1946 年（80 岁） 将海盐旧宅借与海盐中学办学。 1947 年（81 岁） 撰《新治家格言》。 1948 年（82 岁）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赴南京出席院士大会，发表演讲，反对内战，呼吁和平。 1949 年（83 岁） 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开国大典。毛泽东邀游天坛，设晚宴招待。年末患脑血栓，左半身不遂。 1950 年（84 岁） 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定稿。 1951 年（85 岁） 《涵芬楼烬余书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2 年（86 岁） 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议将涵芬楼历年收藏的二十一册《永乐大典》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此二十一册《永乐大典》今藏国家图书馆。作《追述戊戌政变杂詠》七绝十八首。 1953 年（87 岁） 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1954 年（88 岁） 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8 年（92 岁） 被聘为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委员。 1959 年（93 岁） 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8 月 14 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外部链接

• 张元济日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