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ǐ中国時代的青铜食器礼器,用来盛放谷物饭食。器身横截面圆形,器腹较深,有圈足。簋的形制多样,无或有盖,无耳、两耳或四耳,圈足下或有方座或附足。簋自商代就已经出现,一直流行到战国,是中国青铜时代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最重要的粢盛器。

商朝青铜簋,大都会博物馆
西周青铜簋,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

名称 编辑

青铜簋在铭文上通常自称 隶定为“𣪕”)。宋朝金石学家吕大临金石学著作《考古图》中,将金文 错误地释读为“敦”[1],将 (“盨”)误释为“簋”[2],因而错误地称青铜簋为“”,称青铜盨为“簋”。钱玷指出“𣪕”是“簋”的异体字,为簋正名,但簋、盨仍不分。黄绍箕在《说𣪕》中论证自名为𣪕的青铜器即古文献中记载的簋,并指出青铜盨不属于青铜簋。这一观点被容庚进一步证实,𣪕与簋的关系遂成定论。[3]:124

“簋”的本字甲骨文中写作 (隶定为“皀”/“㿝”),象装着食物的器物的形状。 (“即”/“卽”)象人面向食器就食; (“既”/“旣”)象在食器面前的人,吃饱饭后转过头; (“鄉”/“鄕”)象两个人对着食器进食。商晚期和周代,转而通行由“㿝”和“殳”会意而成的“𣪕”字。之后又通行在“皀”上下分别加“竹”和“皿”的“簋”字。[4][3]:124

功用 编辑

 
七鼎六簋,三门峡虢国墓地虢季墓出土,河南博物院[5]

根据儒家典籍,簋的用途是盛放黍稷谷物饭食[6][7]但考古发掘的一些铜簋装有兽骨,或从残留物中检测出动物蛋白[8][9][10]据推测,簋在早期盛放食物较为多样,有肉食粮食等,西周中期之后才单一化,专门盛放谷物饭食。[11]:36

周人建立起了与殷商文化不同的、以炊食器为中心的器用制度,尤其是以和簋为核心的列器制度。[12]鼎和簋都用来盛放主要食物,鼎盛肉食,簋盛粮食,常常配合使用。[13][14]鼎簋相配有一定的礼数要求,鼎的数量通常为奇数,簋的数量通常为偶数。一组形制、大小、纹饰相同的簋称为“列簋”。西周早期,列簋的数量不多,之后逐渐发展,到两周之际,已经占到出土铜簋的90%。[11]:230

俞伟超根据《三礼》进行考订,认为“对正鼎而言,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一鼎无簋,是周代常制”。[14]但儒家典籍反应的主要是两周之际的理想规定,不能代表西周古礼或实际运用的情形,考古发掘中经常有不与此对应的情况。[15][16]

形制 编辑

簋的数量繁多,形制相当多样。其器形的共同点是圆口、圆腹、有圈足,而差异主要集中在足、腹、耳的形制变化。足可以分成三类:纯圈足,圈足下接方座,圈足下附三足。腹可以分成四类:形,束颈、下腹鼓起、腹壁有起伏;形,腹壁基本平直;形,腹部鼓起、口沿内收、通常有盖;形,腹部相对较浅、圈足较高。耳主要可以分为无耳、半环耳、附耳、兽首衔环耳,此外还有贯耳、小环耳、龙耳等。通常为双耳,也可能有四耳。[17]:25,28-29[11]:40-41簋早期大多无盖,西周中期后多有盖,进食时可以从簋中取出食物放在仰置的盖上食用。[3]:125

青铜簋最常见的形制是碗钵形半环耳圈足簋(下图一)和罐形半环耳附足簋(下图二),盂盆形无耳圈足簋(下图三)与碗钵形半环耳方座簋(下图四)次之。[11]:52,54,59

历史 编辑

簋(左上)、(右上)、(左下)、(右下)

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就已经在使用敞口、深腹、圈足的陶制盛食器。一些考古报告将这些陶器称为陶碗、陶盆,另一些报告则参考后世青铜簋的形制,称其为陶簋。这种盛食器就是青铜簋的前身。[11]:17

青铜簋大致出现于商代中期至殷墟二期西周早期是簋发展的黄金时期,数量众多,以碗钵形环耳圈足簋为主流,且出现了大量不具实用性的装饰性部件,如方座、四耳、鸟兽造型环耳、铜铃等。西周中期,簋经历小幅衰落,数量减少,风格简约质朴。进入西周晚期,簋又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由于列簋制度的出现,簋的数量大大增加,罐形环耳附足簋成为主流。到春秋战国时期,簋在中原地区已经衰微,但在周边区域仍有所保留,还出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制。[11]:227-228

在青铜粢盛器中,簋占据主导地位,出现得最早,流传时间最久,传世数量最多,在青铜礼器史上的地位也最为突出,对其他粢盛器形制的产生有深远影响。[17]:19,80青铜[18][19][17]:80的器形都直接或间接由簋演化而来。

參考 编辑

  1. ^ 吕大临. 考古图·卷三.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12). 
  2. ^ 吕大临. 考古图·卷三.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17). 
  3. ^ 3.0 3.1 3.2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325-5055-5. 
  4. ^ 漢語多功能字庫.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 [2019-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05). 
  5.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1992, (03): 104-113. 
  6. ^ 仪礼·公食大夫礼.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7). 宰夫设黍稷六簋于俎西。 
  7. ^ 周礼注疏·地官·舍人.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1).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8.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 考古. 1988, (10): 875-881. 
  9. ^ 陕西周原考古队. 陕西扶风齐家十九号西周墓. 文物. 1979, (11): 1-11. 
  10. ^ 杨益民,金爽,谢尧亭,黄文川,王昌燧. 绛县倗国墓地铜簋的残留物分析. 华夏考古. 2012, (03): 67-71.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任雪莉. 商周青铜簋整理与研究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12. ^ 曹玮. 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 周秦文化研究.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443-456. ISBN 7-224-04309-5. 
  13. ^ 周礼注疏.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1). 鼎簋十有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 
  14. ^ 14.0 14.1 俞伟超; 高明. 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 (01): 85-99. 
  15. ^ 林沄. 周代用鼎制度商榷. 史学集刊. 1990, (03): 12-23. 
  16. ^ 谢尧亭. 天马—曲村墓地用鼎簋礼的考察. 文物世界. 2010, (03): 18-24. 
  17. ^ 17.0 17.1 17.2 陈芳妹. 商周青铜簋形器研究. 商周青铜粢盛器特展图录.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5: 19-110. ISBN 9789575621803. 
  18. ^ 张懋镕; 沙忠平. 青铜簠兴起于宝鸡说. 文博. 2015, (01): 32-34. 
  19. ^ 张懋镕. 两周青铜盨研究. 考古学报. 2003, (01): 1-28. 

参见 编辑